情报科长的神通

　　潘汉年担任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即情报科科长一职，原由陈赓担任。特科工作中，以搜集情报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潘汉年接手特科领导工作后，用极大的精力将已经因顾顺章叛变而失去功能的情报网点恢复和组建起来。他先后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重新编织情报联络网点，开辟了更多的情报来源。
　　向忠发被捕、叛变投敌的真相就是通过潘汉年的情报网点搜集到的。向忠发又名仲发，原籍湖北汉川，生于上海。年轻时曾在汉阳兵工厂、武汉码头当工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思潮泛滥，工字当头的革命者，受到了特别的青睐。这个工人出身能说会道的向忠发，很快被看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党的“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但这位总书记既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没有统筹全局的领导才能。但作为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花名册上，被列于首位。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自然成了国民党特务猎取的重点对象。
　　为了保护这个总书记，中央特科曾安排他住过周恩来在沪西小沙渡的秘密寓所。因为向忠发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周恩来一再关照他，不要轻易外出，向忠发把周恩来的话当作了耳边风。６月２１日，他擅自外出过夜。次日早上出门，在静安寺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当即被抓走。
　　向忠发到哪里去了？中央特科通过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先从法捕房去探听。很快，黄从捕房翻译那里获悉：一名有金牙、断指、５０岁开外的中共头头，刚刚被捕房捉来。这个人不正是向忠发吗？黄是潘汉年安插在租界的内线，得此情报便迅速告诉了潘汉年。潘立即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准备组织营救，并打算用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但这一打算未能实现，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
　　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原为政学系骨干，与国民党Ｃ·Ｃ系历来有纠葛，于是撇开陈立夫、陈果夫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向蒋介石密电邀功。蒋接电后，喜出望外，但怕发生意外，立即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秘密枪决。２４日，向忠发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
　　向忠发被枪杀后，上海党组织准备发动追悼纪念活动，举行飞行集会以抗议国民党暴行。不料在几天之后，潘汉年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情报。原来，向忠发在引渡之前，就已经叛变投敌了。他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所住的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致使陈琮英以及张越霞、张纪恩等先后被捕。向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的秘密住处。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潘汉年又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亲自交给周恩来，周审阅了这些抄件，确证向已经叛变投敌，于是取消了预定的悼念活动。
　　潘汉年利用这些可靠的情报有效地保护了中央领导机关，也有效地保护了许多同志。一位与潘汉年同年参加革命，在白区与潘汉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陈修良，在她所撰写的《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潘汉年救她脱离险境的经过。书中写道：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啊！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精细。
　　“１９３１年４月间，团中央书记关向应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张字条，上写：‘明日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这分明是组织上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我在明晨六时前逃离这个地方。我看毕字条，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装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五时许，手拿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巡捕看我是一个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让我溜走了。
　　“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那天早上六点后，果然有大批巡捕去搜查了我的住房，幸一无所获。这场灾难得以避过，我事后知道原来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及时派人来通知我的。是谁派人送来的条子，除了潘汉年，还有谁呢！”
　　潘汉年在保护了陈修良之后不久，又利用其可靠情报，保护了党内另一个重要人物张浩。张原名林育英，又名林仲丹，湖北黄冈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满洲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２年后，张浩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他一到上海，国民党特务的魔爪，通过党内叛徒，悄悄地伸向了他。
　　事情的前后经过，潘汉年都了如指掌。当时，有个名叫沈寿亚的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的文书，此人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人称“老枪”。潘汉年对这支“老枪”很重视，自从与他发生联系后，便要他长期隐蔽下来，争取吴开先信任。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老枪”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特别行政科，担任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员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妥善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吴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没有多久，沈发现有个叛徒秘密自首，向敌人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好一网打尽。潘汉年得此情报，又向沈取了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翌年，张浩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１９３５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年，潘汉年也去了莫斯科，与张浩等一起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这是后话。
　　几乎在保护张浩等共产党人的同时，潘汉年在营救著名的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过程中，又发挥了他的特殊作用。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１９３１年６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并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旋即被解押到南京，关押于国民党“模范监狱”。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首先在上海拉开帷幕。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工友书》，并作出关于援助牛兰夫妇的《决议案》。世界许多著名人士如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营救活动中，有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的，这就是证明牛兰夫妇被关在监狱里，并且还活着。这无疑又是一个够辣手的难题。潘汉年接受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在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最后只好释放了牛兰夫妇。
　　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潘汉年的确神通广大。在潘汉年的情报网点中，除黄慕兰、“老枪”沈寿亚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１９１４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翌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时人讽称杨度等六人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租界。待到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杨度复出。“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１９１８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影响下，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曾多方营救。李牺牲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在这期间，杨度还秘密探听中共消息，并有心要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情节，有人曾作过下述介绍：
　　“民国十六年以后，杨度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周旋于上海群雄之间，时某大闻人曾向杨度投过门生帖，称之为老师，杨度亦乐得每日受些膏火之资。其实此公雄心不死，暗中仍在参与政治活动。杨度有同乡之弟王某，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陈赓将军是亲戚。王某跟陈赓将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杨度面前曾有意无意地透露跟陈赓的关系。杨度不仅不害怕，反而嘱咐王某介绍他跟陈赓见面。陈赓知道杨度曾经是‘封建余孽’，踌躇未决，特请示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周恩来同志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络。于是，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客。杨度是一个思想作风等方面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杨度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相同，故更加同情革命。这件事情传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耳中，李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乃派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跟杨度见面。潘为武汉时代邓演达、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之宣传干部。国共分裂后回上海从事公开文化运动及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素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名。潘与杨见面后，双方各逞所能，议论风生，居然甚为欢洽。潘与罗绮园、李求实（李伟森）从事筹备出版《红旗日报》时，潘以杨擅长书法，请杨代书《红旗日报》之报头。杨毫无考虑，一挥即就，潘袖杨之题字向李立三覆命，李立三乃信服，并将杨之题字，立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对于杨度的思想转变，当时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得知杨度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曾找他作了一次长谈，鼓励他继续保持与政学系、改组派的联系，从中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并鼓励他继续留在杜月笙身边。杨为杜公馆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为党的斗争提供信息。
　　１９２９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一名秘密党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秘密党员作内线，完全可以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果然，杨度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期望。他入党后，出入龙潭虎穴，为党搜集了大量情报。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地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机智沉着，指挥有度，杨度练达世事，处处谨慎，使这一情报网点，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１９３１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将杨度的组织关系交给夏衍。夏衍对这次移交记忆犹新，并目睹了双方接交情报的过程。他在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写道：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指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实际上，潘汉年走马上任，挑起中央特科领导重担后，不仅把杨度，还把王绍鏊、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情报网系。这些人经常出入于各帮会、各派系，一些很有价值的甚至是战略性的情报便不断汇集到潘汉年那里，再经潘汉年之手转到党中央。与此同时，潘汉年又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拉入情报网，其中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继成了潘汉年情报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经过潘汉年的努力，“特科”二科终于改变了因顾顺章叛变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建起了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系，包括设在敌人组织内部众多的耳目。这个情报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成果。对潘汉年来说，中央特科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的确是他充分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据许多人回忆，这位文化战线上的“奇才”，更适合从事地下工作。还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灵活，就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点，从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记录的三则故事中，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则以步当车，悄悄地行走于街头巷尾。他的这种巧妙的斗争艺术，使他在敌人的统治区，在白色恐怖之中，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却潇洒自在，从未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在中共党内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当作“福将”的原因。
　　不仅如此，潘汉年对特科工作还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中央特科改组之后，它的总部办公地点经潘汉年联系，暂时设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迷惑外界，潘汉年另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订购了机器设备，像模像样地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他们即以煤球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处理日常工作。另外，潘汉年还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作二科的活动场所，并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以及联络时的具体方法，比如电话联络则仅限于报警，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同时还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及所有办公地点的警号以及活动的范围。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规定了每个工作人员均用代号或化名进行单线联系，并不时地加以变换。潘汉年当时即用“小开”的代号。这样，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保证了特科工作的安全进行，做到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