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时，特科已有三年的历史了。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神秘色彩的名称，出现于１９２７年。其始作俑者，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最先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１９２６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的“特务工作处”。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宁汉合流，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样，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便陆续撤至上海。１１月间，周恩来也由广东潮汕前线辗转回到上海，并负责主持中央保卫工作。面对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类似武汉“特务工作处”的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中央特科。
　　按当时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做好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所在地武汉、平津、香港等处。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有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战斗力极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一大批云集此地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开展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因此，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共中央在近１０年时间里，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上海又是闻名中外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既有殖民者“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又有他们的殖民政府“工部局”和维护他们殖民统治的工具“巡捕房”；国民党政府也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统治机构，驻派重兵，设立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除此而外，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支持下，充塞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社会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革命活动带来了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其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利用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统治力量强大，中外反动势力既有矛盾和冲突，又互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力量。租界之内军警遍地，统治森严；而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之内，军、警、宪、特更是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租界，但国民党特务警探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相勾结，共同缉捕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集破坏中共在上海的各种机关。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并遭到杀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采取相应对策，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
　　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周恩来即将一些曾在武汉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选出一批优秀分子，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于是，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了。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逐渐扩大组织机构。至１９２８年春，已经建立了四个科：
　　一科负责总务事项，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以及对牺牲烈士负责收殓、安抚等工作。
　　二科为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开展反间谍工作。该科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４月，先后在其中工作的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同志。潘汉年奉调进入中央特科，即被任命为该科科长。
　　三科以“红队”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进行。“红队”亦称“打狗队”，当年曾以四条手枪闻名上海滩。“红队”镇压叛徒特务的斗争屡屡得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的工作。
　　中央特科这四个科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长期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
　　由于工作的特殊，也由于环境的险恶，潘汉年自从调入中央特科后，似乎销声匿迹了。朋友们有时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即便偶而碰到他，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最多不过三言两语打个招呼。“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潘汉年在《幻洲》时结识的朋友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潘汉年调任“特科”之时，正是中共党内的多事之秋、危难之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在清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之后，又出现了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刚刚过了１００天，又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产生了更左的被称之为王明冒险主义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这条路线在中共党内统治了长达４年之久，对党、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就在王明路线上台之际，作为中央特科的一名骨干，潘汉年既要履行特科的神圣职责，维护党的团结，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又要尽力抵制错误领导，保护受迫害的同志，可谓任重道远，步履维艰。
　　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令潘汉年伤透了脑筋。
　　一件事情是，四中全会后不久，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２４位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重要干部，因叛徒告密，先后在旅社和家里被捕。而此时江苏省委机关正在开会。潘汉年从中央特科处获得了这一情报，便冒险赶到省委，向王明等人通报。潘还要求省委立即停止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们的被捕是“咎由自取”。２月７日，何孟雄等２４位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又为王明所阻挠。这一幕，在潘汉年的心间，留下了深刻的伤痛。
　　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对四中全会米夫扶植王明上台表示不满，也由于王明的专横跋扈，引起了党内的严重对立，出现了罗章龙的分裂主义。罗章龙曾出席中共三大、四大、五大，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中共党内资深位高。以罗章龙为代表，包括王克全、张金保（女）、徐锡根等人，他们虽然竭力反对四中全会，但却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并拒绝交出党内的有关文件、记录、物品和经费，还偷偷地将全总印刷厂搬走。更有甚者，他们还寻找借口，跑到中央所在地吵闹。有一天，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王克全带领数人闯进江苏省委秘书处，威逼秘书长刘晓交出党内文件与钱财。他们高声叫骂，大吵大闹，使秘书处这一秘密地点成了是非之地。正在危急关头，刚调入中央“特科”不久的潘汉年，突然出现在王克全面前，他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告诫他们，如此吵闹下去，一旦惊动了国民党特务，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他的批评劝说，王克全等人也怕万一出事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只得离去，一场危险，就这样平安过去了。
　　最使潘汉年难以忘怀的是顾顺章的叛变事件。顾顺章原名顾凤鸣，是上海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少年时喜欢习武，能玩一手好魔术。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被选调上海总工会工作。１９２７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任部长，并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顾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因此，对党的重要机密了解极多，知道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
　　１９３１年３月，顾顺章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武汉。张国焘、陈昌浩走后，顾继续留在武汉，打扮成一个魔术师，在街头巷尾耍魔术，与三教九流联络，有一次演出时，被叛徒指认，于４月２４日被捕。顾是一个软骨头、胆小鬼，被捕后即变节投降，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地址，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１０多位同志被捕牺牲。顾还嫌邀功不够，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向蒋提供更为秘密的情报。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连续６次密电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因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徐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于是，密电落到了机要秘书、潜伏于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将电文译出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周恩来得知消息，下令将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全部转移。４月２７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顾除了出卖已经被关押于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一古脑儿告诉了敌人。由于事先已有准备，敌人妄图在上海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空了。
　　潘汉年目睹了这次事件突变的全过程，对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他一面参与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大转移，一面参与了内部的清理工作。当时顾顺章的家属也在上海，其家属在顾顺章叛变后仍与他保持联系，而顾的岳父母又都在中央所在地任炊事员，这些人明里暗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有鉴于此，中央特科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潘汉年自始至终参与其间，为党立了大功。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原先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必须立即撤离上海、南京，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潜赴苏区。根据中央决定，新的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总负责，并兼任一科科长；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
　　陈云原名廖陈云，上海青浦小蒸乡人。早年任职中华书局。“五卅”运动期间，陈云积极参加“三罢”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工农运动。１９３０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特科改组后，潘汉年就直接接受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但当时周的主要精力在中央，陈则调总工会工作，特科的许多具体工作，不得不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１９８１年冬，在回顾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在肯定了中央特科的重要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潘汉年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独当一面，将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志们称他“神通广大”，他含笑默认了。他的“神通”到底有多大？他的“神通”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