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以治国，谱以齐家：清代人“家谱犹国史”释放出的历史信息（一） 

善本古籍 2018-08-11 

阅读清朝人写的族谱序跋，常见“家谱犹国史”、“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编纂家谱者，或为家谱作序者，将家谱比作国史，其意何在？如何理解？此种说法，是借国史之名张扬族谱的价值，即用众人皆知的国史意义来类比，家谱身价自然就明显了。全面接触这个题目，需要在说明家谱、国史两者异同的同时，还应当论及关于家谱的学问，如人们为何修谱，怎样修谱，修谱人员及其宗族状况，修谱过程及结果，等等。笔者不欲张大题目，而愿大题小作，主要是叙述家谱、国史两者的异同、关联及家谱的价值，以及透过家谱认识到民间有其史书。

一、官修史书有制度与私修族谱成习惯

道光间，浙江鄞县周氏撰成族谱《新河周氏宗谱》，承修者周芬在《序》中说家族的修谱，与国家修史、地方政府修志的撰写人状况不同，他写道：“国史掌之柱下，郡邑志倡自官长，而家乘则责在子孙。”①中国古代官修史学极其发达，有修史制度和专门的修史机构，保证修史的持续进行。即以清朝而言，翰林院执掌修史，为皇帝撰修《起居注》、《实录》；中央各衙门的《则例》定期编撰，一再续修；人物传记的《大臣传》、《儒林传》等修了又修，遂有后人汇辑的《清史列传》问世；至于各种事件、战争亦有专门的纪录。周芬说的“国史掌之柱下”，即此之谓。地方官编辑方志，清朝亦逐渐形成制度，统一编修“一统志”，不时下令地方修志，以至规定续修时间。编写方志虽然有制度，但执行上地方官有某种随意性，不像中央修史那样严格实行制度而效果显著，这就是周芬说的“郡邑志倡自官长”。族谱之编修，在中古以前，基本上是官方修撰，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述之甚明，清代康熙间江西临江府同知施廷元为清江（今樟树市）杨氏族谱所作的谱序，有云“古者谱系之学掌于朝廷”②，即此之谓。可知原先民间之谱，亦为官学，这是人们的共识。宋代以后，除了皇家编纂玉牒及少数民族王朝为其本民族贵族编写谱书之外，民间的兴修族谱，完全是宗族内部的事情，修或不修，全由宗族自身决定，官府并不过问，只是偶尔提倡民间修谱，如雍正帝在《圣谕广训》中所说“修族谱以联疏远”③。民间修谱是自觉自愿的事情，由于民人认为修谱是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族要务，常常兴修家谱，并形成习惯，制定成族规，规定六十年一修，三十年一修，甚至于二十年一修，由于害怕出现年久不修的现象，笃信理学家朱熹的“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之说，也形成为祖训，著录于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