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有人怀疑“江郎才尽”的真实性。古直《诗品笺》引张溥的话道：“江文通遭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世人无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窃笑后人矣。”意思是说，江淹生怕梁武帝妒忌，故意说自己才尽，这种情况不被后人了解，沈约知道了一定会笑话，因为沈约就有这样的经历。据《梁书·沈约传》记载：“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沈约乃一代饱学之士，然在文人皇帝面前却唯有避让三分，以免招致祸端。我们说他识时务也好，说他工奉承也罢，然而文人皇帝对文士的钳制与文才的扼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有甚者，善为诗赋的江淹“遭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世人无表而出之者，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窃笑后人矣”。江淹在梁武帝面前也不敢显山露水，怕遭妒忌，故而推说“才尽”，死后只落得“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梁书．江淹传》）的盖棺之论。“江郎才尽”一语自此成为嘲弄文人才思枯竭的口头禅，江淹也受到历代文人的讥讪。只有遭际相近的沈约看破机关，晓得江淹不是“才尽”，而是“要命”。

“江郎才尽”这一带贬意的成语，一千五百多年来就一直陪伴着他。江淹，自幼勤奋好学，六岁能诗，十八岁己熟背“五经”，所作《恨赋》、《别赋》，更显其才华横溢，被誉为千古奇文。只可惜，中年的江淹突然罢笔，落了个“江郎才尽”的名声。也许人们并不清楚，聪明的江淹正是用“江郎才尽”的把戏，把后人给涮了一把。

关于解释“江郎”为何“才尽”的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某一天，江淹在园中凉亭午睡，迷蒙中梦见一个叫郭璞的人对他说：“我有一枝笔放在你这里己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归还给我。”江淹一摸怀中，果然有枝笔，拿出一看，竟是枝五彩笔。于是，他就把这枝五彩笔还给了郭璞。谁知一觉醒来，这位曾写出过不少峭拔苍劲诗文的大才子，竟然文思全无，再也写不出五彩缤纷的文章了。这就是那个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置信的江郎梦中还笔的故事。

据《梁书》记载，南朝宋顺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二十岁的江淹因聪慧超群，成为宋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并随建平王在衮州任文书之职。后因受广陵令郭彦文的牵连，被捕入狱。在狱中，江郎用生花妙笔把自己的哀叹诉诸笔端。不知是建平王爱惜人才，还是江郎的文章感人之至。总之，刘景素览文后，旋即放人。不久，江淹在衮州考中秀才，因为策论文章得到上司欣赏，很快升任巴陵王国左常侍。此后，江淹官运亨通，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直至封侯而终。从江淹的发迹历程可以看出，是他的锦绣文章帮助了他。

中国的文人墨客，自古以才情留名，而让江淹名垂千古的却是因“江郎才尽”。但从江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不是真的才尽，而是恰恰相反。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的江淹，最知道贫穷卑贱的滋味。他任御史中丞后，总结了自己以前的经验教训，力戒广陵令郭彦文写写画画的毛病，并搞了一出梦中还笔的把戏，以期从此罢笔。即使不得己而写，也只是写写“皇齐启运从瑶玑”之类的应景华丽篇章。为的是，博君王之欢心，能苟全于乱世。他把所有令人惊叹的文采都转化成了于乱世求生存的智慧，虽然这是一种苟且的当奴才的智慧。写到此，不禁让我想起了曾经被称为文豪的郭沫若先生。

如果说江淹的《恨赋》、《别赋》是千古绝唱，那么他的托梦还笔便是旷世奇谋。他深悟君王的专擅思维，宁可背上“江郎才尽”的名声被后人讥笑，也不愿因文而引火烧身。他曾对弟子们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即立，正欲归草莱耳。”（《梁书》），这也许就是他借梦罢笔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江郎何曾才尽？罢笔后的江淹仍然智慧聪明着呢！

齐东昏侯永元年，崔慧景因拥兵自重而造反。叛军围困了京城，士族官僚纷纷投身叛军门下，只有江淹称病不出。崔慧景失败后，众人对江淹的明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萧衍又率兵起事，士族们有了前车之鉴，人人安之如素，而江淹却脱掉原来官服，投奔萧衍去了。萧衍获胜称帝，是为梁高祖武皇帝。江郎获得梁武帝重用，官至尚书左丞，权倾朝野。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江郎显现了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这显然不是“江郎才尽”了。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觉得“江郎才尽”是误读了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社会问题一般有三种心态：一是无意为之而不写；二是有意写而不写透；三是知道不便写而不写。江淹无疑也历经了这三种心态意境，最终为了求得生活安逸而罢笔。但，不论怎么说，这样心态下的人格是曲扭的。可这并不是江淹们的耻辱，专制制度注定了文人本身的悲剧。当然，在这一悲剧中，往往也不乏喜剧色彩。所以，今天总有人喜欢拉出一些古人来开涮。就像“江郎才尽”这句成语，看似后人在拿江郎嘲笑开涮，殊不知，正是江郎借托梦罢笔的把戏，把拿他开涮的人涮了一千五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