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幼读诗书，院试中举后，初次会试不第，目睹诸兄登榜，益自奋勉。终于咸丰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后授修撰，入直上书房，钦赐扩建故居，悬“状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后又在北京廉子胡同另建府第。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学政。光绪四年（1878 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和授读光绪皇帝，后累遣内阁学士，提升工部侍郎。光绪十六年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朝议主战， 他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甲午海战失败，朝野震惊，他提出了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华，要注重科学，兴办实业，国家欲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要开办学堂。 同治三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翻译西书西报，议论时政，请求朝廷变法维新。孙家鼐列名强学会，并参与活动。御史杨崇伊秉承李鸿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强学会妄议朝政”，于是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孙家鼐仍主其事。他屡向光绪帝推荐维新派郑观应的《盛事危言》、汤光潜的《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书，并请印刷数千份发给各级官员。他赞成维新派关于“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议的政治主张，认为“报纸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径，阅报能去皇帝壅蔽，但要严禁凌乱宸聪”。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令其侄孙孙多森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并投资兴办启新水泥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官矿公司等。 书法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下诏推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办报编书，命孙家鼐主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研究欧美日本国家办学体制。孙家鼐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计划京师大学堂设10 门主科、10 门附科，要求：“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并主张兴办医学堂、武备学堂、速成学堂，大声疾呼各省要多办中、小学堂。嗣后，还令其子孙先后在故乡寿州办了很多学堂。[1] 康、梁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废帝立储”，他力谏不可，意见未被采纳，藉口养病请退以示抗议。[2]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礼部尚书。还京后，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升武英殿充学务大臣。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立宪，设立资政院，孙家鼐出任总裁，召诸臣轮班进讲，亲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赏太子太傅，在寿县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寿县县委党校址）。宣统元年（1909 年）孙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终年83岁。谥号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于寿县城南九龙乡柳树圩附近。 2生平编辑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出湖北学政，升侍讲、侍读。入值上书房。光绪四年（1878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和同任光绪帝师。历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郎等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家鼐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与李鸿章的见解不谋而合。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任第一任管学大臣。三十三年，与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筹画立宪事宜。 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变法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不同。二十四年，慈禧与荣禄发动戊戌政变，废除新政，罢免翁同和，囚禁光绪帝，杀“戊戌六君子”。孙家鼐变法立场较温和，遂未被追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后西行陕西，孙家鼐被启用为礼部尚书。还京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注重实学，并与张百熙等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开展教育改革。后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责核定改革官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太子太傅。 宣统元年，孙家鼐病逝，晋赠太傅，谥文正。《清史稿》有传。 妙语连珠中状元 书法孙家鼐幼读诗书，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院试中举后，初下南闱不第。他目睹诸兄名登金榜，益自奋勉。1859年，孙家鼐参加咸丰九年的殿试时，咸丰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兴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即兴书联曰：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舜尧；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即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嵌入联中，可见孙家鼐出众的才华。咸丰皇帝看后，惊呼“绝妙！”举起朱笔点他为头名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