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以治国，谱以齐家：清代人“家谱犹国史”释放出的历史信息（四）

三、史以治国与谱以齐家

家族修谱，国家修史，各有其目标和功用，就其具体的，或者说先期的、明显的目的而言，显著不一。国史与族谱所研制的范畴广狭相差悬殊，方法因而有异，国史从国家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得失，族谱从宗族的角度研讨人生的经验。光绪八年(1882)，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南关二里桥李氏修谱，其创意者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不修，无以鉴治乱、示惩劝；谱不修，无以溯先芬、联族属。”(15)所谓“鉴治乱、示惩劝”，将修史的功用概括得极其准确，而且言简意赅。古代修史，主要是起史鉴的作用，用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为帝王提供治理的鉴戒，所以司马光著作通鉴，命名为《资治通鉴》，“鉴治乱”，即指此；用史书教导民众，尤其是读书人，是为史的教化作用，此即“示惩劝”。国史如此，家谱追溯祖宗的先德懿行，教育后人敦宗睦族，是为“溯先芬、联族属”。如此解析国史、族谱的各自功能，是各个宗族的共识。道光间直隶南皮《陈氏族谱》的作者陈作梅说出类似的话：“夫族谱者所以发提先祖遗泽，志叙祖德宗功以启后昆者也，至若世系宗支之序，尊卑长幼之分，亦无不惟谱斯赖。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治乱弗能记，家无谱则世系支派莫能明，其关系之紧要更显谱牒之重大矣。”(16)家谱犹国史说，陈氏、李氏的认识逻辑，使用的语言大体相同，其他家族亦然。湘乡匡氏谱序在前引史书“昭美恶、垂劝惩”之后，接着写到谱书的作用：观之则“本源之思于是乎在，宗支之好于是乎笃，即齐家之宝筏也”(17)。谱牒成为齐家的钥匙，宗族发达、光耀门庭的法宝。

    族谱的功能，进而被视为家运、国运的反映。康熙朝大学士、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就本家族修谱，论述族谱与宗法维系、与家运的相互关系。他首先说“若夫谱之设，所以济宗之穷”。意思是说上古宗法已经不存在，赖有族谱保存宗法遗意。接着说他的家族谱牒具有三个特长，即尊长辈，尊爵位，尊贤人，实际是按照宗法伦理书写族谱，因而能对族人起警诫作用。用他的话说是：“吾家之谱，其为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以联之，所以长长也；标其爵命而荣之，所以贵贵也；系之传纪而彰之，所以贤贤也。三者备矣，然后昭穆序焉，名分严焉，劝戒彰焉。”进而说家谱反映宗族的兴衰，因他的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和吴、耿、尚“三藩之乱”时，仍然修祠堂和族谱，于是“谱与宗二者俱焕”，一个家族能尊祖、尊王、尊圣，必定出人才，壮大兴盛，遂得出“宗谱之修废，家之兴衰之占也”的结论(18)。光绪中湖南汉寿盛氏修谱，郭群芳的《序》亦从修谱验证宗族发展壮大，赞扬盛氏“今人文蔚起，方兴未艾，他年必有珥笔史馆，与欧之五代、苏之古史接踵而联芳者”。何以见得，“皆将于是谱觇之也”(19)。由修谱而预示人才辈出，家运隆兴。清末官至大学士的直隶定兴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该族族谱《序》中，讲到族谱关乎宗法，宗法关乎世道，因谱牒兴修而能够维持风俗政教，他说：“故者重姓族系世，维详设专官以掌之，所以厚风俗系人心也，政教寝衰，宗法废坠，于是私学谱兴焉。晋宋以还，矜尚门地，谱学乃大盛，后虽也变频仍，迭有兴替，然今之士族率皆有谱，即呼贩夫牧竖而问之，亦无不能举其高曾族党者，凡我神明之裔，莫不父兄子弟聚族而居，不至沦为异俗，实赖此亲亲之谊维系之也。”(20)他将修族谱维护传统社会的风俗，视为稳定社会的因素而予以揄扬。咸丰三年(1853)长沙涧湖塘王氏族谱的王式兴、式交等序言说族谱，“虽为一家不朽之书，未始不可与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