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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臣王旦与当代王姓家风建设
2019-08-05 17:41:00 来源:
编辑:牟雯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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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王姓历史名人中,北宋名臣王旦(957—1017)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一生为官,在宋真宗时担任宰相12年,以“务行故事”为要,举贤任能,安定社稷,“外无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实,群工百司各得其职,故天下至今称为贤宰相”。特别是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德和家国情怀,在今天的党和国家重视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家风建设的背景下都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结合王旦家世及其历史背景,深入研究其优秀品德和家国情怀,不无必要。

王旦出自王姓的著名支派三槐王氏,三槐王氏得名于他的父亲王祜。在王祜之前,又有王祜的父亲、状元王彻,以及王彻的父亲王言为人所知。但在王言之前的家族历史则没有那么清晰,也不见两宋时期三槐王氏族人的追溯,说明至少在三槐王氏兴起时期的北宋就已经模糊不清,后人编修家谱时无论怎么把他的家族与周灵王太子晋或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之前的王姓著名支派联系在一起,都不过是在寄托木本水源之情,并非历史上真的如此。何况在他家族兴起时的北宋又是建立在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社会上的习惯已经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被后世推重的欧阳修、苏洵等人的“欧苏谱法”也都以记载5世的“小宗之法”修谱,甚至到清朝乾隆时还以“谱禁”的形式专门下诏打击那些伪造世系、追溯祖先超过5世的做法,说明妄相攀附之举在北宋至清朝年间曾长期得不到认可。只是在嘉庆以后才逐渐因社会上“家家有谱”而有所改变,追溯到得姓之初甚至到炎黄二帝也变得习以为常,“小宗之法”逐渐为“大宗之法”所取代,围绕王旦家族上源的争论也由此而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确信其家族较为可信的历史开始于其曾祖王言。

尽管王旦家族的历史由王言开始,但其基础实际上是由其父亲王祜奠定的。王祜“以文章自显汉、周之际,逮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宋太祖甚至有意让他接任宰相。正是在此基础上,王旦从一个普通文官逐步升迁到宰相,为家为国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宋真宗也几乎对他言听计从。在王旦稍后的苏轼为其家族所作的《三槐堂铭》中,称赞王旦及其家族“郁郁三槐,惟德之符”,还说王旦父亲王祜“文武忠孝”,王旦及王祜“忠恕仁厚”,子孙“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意思是说,在王旦家族中,“文武忠孝”“忠恕仁厚”“好德而文”是其基本家风。在这里,“文”指温文尔雅,“武”指军事才华,“忠”指爱国敬业,“孝”指敬事父母,“恕”指宽宏处世,“仁”指亲民重民,“厚”指宅心仁厚,“德”指品德修养。这些评价联系到王旦一生的事迹,可以发现也是如此。如果再进一步归纳,可知王旦至少有八大优良品德,即忠、恕、仁、厚、文、德、孝、廉。

忠,即爱国敬业,勤政务实,忠于职守。王旦一生历职内外,无论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廷做官,都对天下政治民事有自己的见解,并能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在担任宰相以后,先后在不少制度方面有很多建树,推行以后成为一代国制。还对亲友要求严格,从不因私使用手中的权力。在他仕至显宦后,女婿苏耆凭自己的学问通过了会试,参加殿试时,宋真宗不知他与苏耆的关系,问他可否选取此人,他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他的另一个女婿韩亿献文应试,才华受到宋真宗赏识,打算召试加官,他知道后代为推辞,结果韩亿被派到边远的蜀地任职。岳父赵昌言入参机务,他因是女婿而援引前朝故事请求辞职,宋太宗嘉赏他的识大体,面赐金紫择牯犀带加以奖赏。他病重时请好友杨亿代写遗表,按惯例应该写上请求照顾亲属等内容,但他一概不提,只表示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他去世时,次子王冲还担任水部员外郎候补职务。由于他尽心辅弼,宋真宗时期被认为是两宋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他本人也因执政有方而受到大臣乃至皇帝的赞赏,宋真宗说他是“致太平者”,对他给与了高度肯定。

恕,即宽宏处世,宽恕待人。在王旦当政前后,朝廷中经常发生王钦若、寇准等人相互“谤人”“数短”之事,他对此不以为然,一直保持公平公正。寇准也多次在宋真宗面前攻击他,他不仅不以为意,反而称赞寇准才华,史书也因此说“旦专称准”,其豁达大度甚至感动了宋真宗。他当时负责中书事务,寇准负责枢密院事,有次报送枢密院的公文有些瑕疵,被寇准抓住把柄,直接告到宋真宗那里,要求严肃查处,结果他被斥责,“堂吏皆见罚”。但不到一月,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发现后觉得是报复的好机会,便呈报给他,要他处置。谁知他只是下令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后十分惭愧,对他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在后来因病辞官时,他甚至极力向宋真宗推荐寇准,让他继任为相。这种以德报怨、不记人过的做法深受史家称道。唯其如此,他才博得宋真宗始终如一的信赖和朝中百官的景仰,无愧为名实相符的一代贤相。

仁,即亲民重民,体察民情,造福百姓。王旦早年担任平江知县,就能做到“为民补弊剔蠹,锄其悍顽,面兴作利政,以惠养之”,从而受到转运使赵昌言的器重,“入旦境,称其善政,以女妻之”。后任郑州通判,发现当地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财产满布州城,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每逢灾荒之年,富豪们乘机抬高粮价,逼迫农民卖地买粮。王旦对此深以为忧,上书建议兴建常平仓调节粮价,防止农民利益受到侵害。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百姓利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他当宰相后仍心怀百姓,常劝百官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江淮发运使薛奎赴任前向他辞行,他告诫说“东南民力竭矣”,意思是要他设法减轻百姓负担。薛奎听了深受感动,说这是“真宰相之言”。后来,江西转运使张士逊向他求教,他告诫“朝廷榷利至矣”,意思是要他不要与民争利。张士逊在职时被百姓称赞“此运使识大体”,原因也是因为他常“思旦之言”而不敢求利。

厚,即宅心仁厚,厚德载物。王旦长期从政,始终宽以待人。他先后几次知贡举,本可以借机广树私恩,但他从不如此,“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凡遇到确有才能的人,他都尽力向朝廷推荐,“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其人复来,不见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时,他推荐人才也从不炫耀,许多升了官的人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帮自己。正因为如此,史书也说“旦凡所荐,皆人未尝知”。直到他逝世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时,“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他的恩德才大白于天下,因此也更加让人怀念。

文,即温文尔雅,勤奋好学。王旦家族本来就有重视子孙教育的传统,族中多人也因此文才出众。祖父王彻“举进士第一”,父亲王祜“笃志于词学,性倜傥有俊气”,长兄王懿“励志为学”,他本人则自幼“好学有文”,23岁进士及第,被认为是“栋梁之才,贵不可涯”。在潭州银场任职时深受知府何承炬赏识,认为他有经世之才,推荐他到朝中任职。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更把他推荐到宋太宗身边知制诰,很快受到宋太宗依重。为官之余还勤于著述,不仅参与编《文苑英华》《诗类》,监修《两朝国史》,受诏撰《封祀坛颂》《祠坛颂》等,还著有《国史》120卷、《名贤遗范录》14卷、《王旦集》20卷,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

德,即品德高尚,道德修养过人。苏轼在《三槐堂铭》中反复提到王旦及其家族“惟德之符”“好德而文”,所指便是如此。欧阳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中说“世多称王氏有阴德”,所指虽是王旦父亲王祜,但王旦的品德修养也继承了家风。在担任宰相时,翰林学士陈彭年向他呈送科场条目,建议改革科举取士办法。如果按照陈彭年的意思做了,天下许多人的仕进之路都要受影响,受益的只是像陈彭年这样已经获得功名之人。由于这是一个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自私之举,他看后十分不悦,把文书仍到地上,说“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陈彭年见他这样发火,顾不得带走所呈文书惶恐而退。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虽然不明真相,但推知陈彭年一定有过失,便打算把陈彭年留下的文书拿来作为证据,以便日后借机打击。但他则不愿如此,只“瞑目取纸封之”,说陈彭年“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竭力保护了陈彭年。后来,有个占卜师因议论宫中事务被处死,抄家时发现不少大臣向他询问吉凶的书信,宋真宗得知后大怒,要把这些人交御史问罪。王旦则认为这样做不妥,说占卜吉凶是为了趋吉避凶,人之常情,自己年轻时也这样做过,如果要治罪,自己也该被惩办。宋真宗听后醒悟过来,下令把一干官员赦免。等回到中书省,王旦又立刻让人把抄出的书信焚毁。后来有人想借此事打击对手,终因缺少证据而未得逞。宫中有个侍婢因害怕自己偷盗行为被发觉而放火烧毁宫殿,后来虽被处死,但按照惯例,主管人员或知情不报者都要被追究责任,牵涉到100多人,宋真宗盛怒之下打算把他们全部斩首。王旦觉得罪犯已受到惩罚,相关大臣也都承担了责任,如再追咎更多人会影响民心,便规劝宋真宗改变做法,最终救了100多人性命。

孝,即敬事父母,治家有方。王旦不仅对父母孝顺,而且深得治家之道。虽贵为宰相,在家中既不苟言笑又和气待人,事寡嫂彬彬有礼,对幼弟爱护备至。女婿去蜀中任职,他把女儿接回家中居住,并叮嘱女婿在外安心为朝廷效命,勿以妻小为念。即使有人做了错事也从不大声训斥,而是和颜悦色讲道理,让其自悟。他生性洁净,但对饮食却从不挑剔。饭菜偶而不洁,他仅是不吃而已。本来有很多机会像他人一样为家人谋取私利,但他从不如此。他也不为子孙置买田宅,认为“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家人在他影响下从不以宰相之家炫耀,更不作威作福,也不见违法犯纪者,都是受他影响的结果。

廉,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王旦长期处于权要之地,又深得宋真宗信任,受贿敛财的机会很多,但始终保持清廉本色,除朝廷俸禄和皇上赏赐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东西。他贵显后仍住在原来的旧房里,简陋得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打算让工部帮他改建,但他坚辞不受。家中被服用具也都是旧物,椅上的毡垫破得几乎不能再用,家人怕来了客人笑话,想用绸布包裹起来,他也坚决不同意。晚年病重时,宋真宗知他清廉,特赐白银5000两为他治病,他则让人把银送回,附言“益惧多藏,奖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宋真宗又让人把银抬回,刚到门口他已咽气。临终前仍不忘告诫子孙清白自守,留下遗嘱说“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子孙入仕须廉平、忠厚,若以理去官,归来祭享祖宗食之”,清廉本色至死不改。侄子王质有次在清理他家文书时,甚至发现了他曾因家贫而以马作抵押向人借贷的债券。堂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竟然清贫至此,清廉操守的确过人。时人范仲淹说他“弗骄弗华,以贫为宝,终生不贪,不治生业”,苏辙说“王文正性俭”,司马光说他“奉养薄耳”,这些评价都是公允的。

总之,王旦作为北宋时期三槐王氏的杰出代表,个人品德的确有过人之处,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诸多方面的成就,成为著名政治家、“贤宰相”。特别是他忠恕仁厚、文德孝廉的美德还被子孙继承下来,进而形成忠贞爱国、重视亲情、尊老孝亲、团结友善、诗书传家、清正廉洁、勤俭持家家风。这种家风也是向子孙后代提出的要求,要求他们加强道德修养,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通过“修身”而“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在今天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特别重视个人道德建设和家风建设,要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节俭养德等优秀美德,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借以提高人民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促进家庭和睦、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通过上文可见,在王旦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家庭也是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积极向上的家。因此,无论是王旦的优秀品德还是家国情怀至今都有时代魅力,不仅对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也对当代的家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把其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文是在第十三届世界王氏宗亲恳亲联谊大会暨文化经济高峰论坛上的演讲,2017年11月19日,山东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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