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上为浙江海宁望族，1932年入南开高中后开始写新诗，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外文系，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除主修英语文学，还选修了俄语），1940年毕业后留校，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赴缅甸对日作战。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探险队》（昆明文聚），1947年自印诗集《穆旦诗集》，1948年出版诗集《旗》（上海文化生活）。1949年初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赴泰国，同年8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及俄罗斯文学。

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1934—1935年间曾以本名和笔名“穆旦”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诗文，1936—1937年间以“慕旦”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可见穆旦在那时所受到的高度推举。

文革结束后，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和排斥后，作为诗人的穆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在今天，穆旦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被视为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代表了一个时代。

“穆旦”和“慕旦”都来自于穆旦的姓“查”。他最终选定以“穆旦”为诗名，或许正因为其色调更为凝重、肃穆。的确，虽然穆旦的诗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但他却不同于那些徒具先锋姿态的诗人。他更具有底蕴，具有一个大诗人的综合素质和艺术整合力。他的《五月》、《赞美》、《诗八首》等杰作，不仅令人惊异，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质的突破。如同“穆旦”这个诗名所暗示，他给他那个时代带来了一次更为肃穆、宏伟的诗的破晓。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那时起到1958年，除了在1957年间发表少许诗作并给自己惹来麻烦外，[ 1957年5月7日，穆旦在“大鸣大放”氛围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九十九家争鸣记》，很快受到批评，后来他写了一篇自我批评文章《我上了一课》，发于该报。]他全身心投入、或者说“转向”了翻译，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出版了翻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上、下集）和《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等多部叙事长诗，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此外，他还和袁可嘉合译了《布莱克诗选》，以“梁真”为名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等等。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或隐退）为代价的。

回溯中国新诗史，纵然许多诗人都曾从事过翻译或是作为诗人翻译家而存在，但穆旦的这种情况与他们并不相同：卞之琳最初是从译诗开始，然后“写新诗寄感”、译诗与写诗相得益彰，戴望舒成名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而穆旦呢，在其早年全力投入创作，他是在三十多岁正当盛年的阶段转向翻译的，而且不是作为与创作相伴随的翻译，是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