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陈世松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种全民性的寻根热。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法国心理学家米里埃母·赛杰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性防范措施，以应付周围的不稳定。在他看来，今天的人们，由于在政治、职业或感情上都不再有安全感，因此，需要寻找在某件事情上寄托精神。于是，关注家谱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每个人都源于自己的祖先，都来自遥远的过去，都不会到此为止。由此看来，这股热潮似乎表达了一种需要：重新找到某种联系，找到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身份。

正是在这股寻根热的推动下，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无意中接触到这个来自福建的陈氏家族的原乡。根据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所提供的线索，我不费工夫地锁定了所要寻找的该家族原乡的坐标。其结果颇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慨。

陈时安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撰写的一篇《颍川陈氏族谱序》中，明白无误地说：“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即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建置宗祠，祠宇相传，约有十余辈……缅想故都，其祖功宗德，未尝不依依若接焉。爰立族谱，以俾后裔知闽省与蜀邦两地，同源共本。”

在这里，他把对原乡的缅怀，以及移民与原乡之间的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在陈时安看来，闽省是自己的“祖功宗德”之地，是生他养他的“故都”；而蜀省则是眼下安身立命、繁衍子孙后代的乡邦。如果说闽省是他的第一故乡，那么，四川则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闽省与蜀邦虽然相隔数千里，但隔山隔水不隔情，二者血缘相通，“同源共本”。

可是，谁又料到，自从乾隆十七年(1752)告别原乡，携家前往四川以来，闽、蜀两地竟然成为天壤之隔，想要沟通两地之间的联系却是十分困难的。虽说在他离开原乡14年(1752～1766)之后，最终在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定居落业，但是与他同道来川打拼的兄长、同为第一代迁川移民的陈辉胤，却于当年命丧黄泉，葬身异乡，永远回不了故土。情的谱序时，原乡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个背井离乡20年的游子之心，以至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原乡的眷恋和向往之情，终于在4年之后，即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回原乡去“省墓”。

所谓“省墓”，就是祭扫在原乡的祖宗坟墓。这对于远在外地的移民说来，可算得上是一件头等大事。例如，有一个同是清初由龙岩州迁川的移民，名叫陈儒玉，在壁山县卜居有年，“辟荆棘，垦田园，构祠堂，营舍宇，规模粗具，聚族以居”。有一天，不知怎样触景生情，思乡心切，突然感情爆发，以至极度悲伤，大哭起来。弟侄惊问其故，他说：“先人坟墓在闽，岁时缺祭扫，吾安能觋然食息于此。”于是，他决定急促治装，归闽营祭。后来，他果然返回老家扫祭祖宗坟墓，并且还把祖父母、父母的骸骨一齐迁来壁山改葬。自此之后，他每天早晚都到祠堂洒扫焚香，连一天也不敢忘。他的感人事迹，后来被采编进县志，并由县的守臣亲自为他写了一篇传记，他死后，这篇传记就刻在他坟墓前的石牌坊上。

永福里(今永福镇)在明清时期都隶属于漳平县，这里聚居着陈氏人口达三万多人。他们的祖源是永安贡川陈雍之后。陈雍，曾经在唐朝担任过中丞职务。但是，在唐代的正史上，找不到有关陈雍这个人的只言片语。不过，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贡川刊印的一部《陈氏宗谱》的卷首，却收录了由唐人陈昂撰写的一篇序文——《陈氏大宗序》。

据记载，陈昂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曾经担任过汀州学正。陈昂的这篇序文记述说，他予大顺二年(891)奉命到汀州出掌学正时，曾经看过该支陈姓的家谱。由此知道，他的先祖与该支陈姓的祖先同出一脉，远祖都是肇基于颍川派始祖太丘长陈实。文章还说，这支陈姓入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陈雍的祖父，一个叫做陈谭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漳州刺史。陈雍的父亲名陈摄，担任过汝南县令，后逝于闽，葬于泉州之隔村。正因为陈摄葬在福建的缘故，所以陈雍“始入闽焉”。另据贡川《陈氏宗谱·行实录》提供的行状知道，陈雍入闽的时间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陈昂撰写这篇文章时，与之相距160多年，是最接近当事人时代的文字记录。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还特别郑重声明，经他鉴定，陈雍确系东汉颍川派始祖太丘长陈塞的第19代传人。他所见到的这个家谱，是为“信谱”，并无假冒“远胄”的嫌疑。所以，“予亦不假名笔以为重也”。据此可以断定，这篇文章所记载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

陈雍携次子陈野初入汀州时，贡川到处仍是“长山荒谷，绵亘错互”，有待开垦。自从陈雍父子卜居南剑州沙阳县固发之后，该支陈姓一直在当地从事经济开发与文化传播。陈雍人闽时年80岁，12年后，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去世，享寿91岁。

自陈雍由吴兴迁居闽西，开基贡川以来，其创家声，绵延世族，使该支陈姓成为闽西北一大望族，其世代后裔在科举上的成就，奠定了闽西人文鼎盛局面。其声名最著者，当数陈雍之8世孙陈世卿。陈世卿，字光远，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授衡州推官，再调东川节度推官。不久，农民起义领袖李顺率军转战东西两川，围攻东川节度驻地梓州城(今四川三台县)甚急。陈世卿以解围退敌有功，后归朝为秘书郎，历官至秘书少监。其“安远”解围的事迹，“为时论所许”，受到当时朝野的赞许，被载入《宋史》列传之中。

未曾想到的是，他当年建功立业之地——梓州，在770多年后，一支以陈时安为始祖的陈氏家族，竟然从福建远迁至此，安居乐业，繁衍后代。如果他们真有世系上的承袭关系的话，这种历史巧合，颇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慨。

根据《陈氏宗谱·行实》载，陈世卿的三哥陈世则，与他联袂登进士第，只不过，陈世则是以43岁考上三甲第20名，他的七弟陈世卿则是以33岁考上二甲第19名。由于陈世则的事迹太平凡，以致在《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接着，陈世卿的长子陈俨、五子陈僻又分别在宋真宗时登进士第。此后，该支陈姓后裔还有若干人在北宋各朝高中进士，迁闽的陈氏家族在有宋一代，科甲蝉联，前后登进士第达数十人之多，不愧为远近闻名的“士大夫世家”。

北宋时，同为南剑州之将乐人的杨时，登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第，高宗朝官至工部侍郎，他对本州出了这样一个科甲蝉联，青紫相属，文章勋业，称著一时的陈氏家族，赞赏有加，撰有联语一副云：“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至今这副对联仍悬挂在贡川陈氏大宗祠的堂柱上。

浙江乐清人王十朋，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中状元后，奉命入闽，路过沙县，曾经专程晋谒陈祠。他在一篇题记中说，他小的时候，就看见“陈氏之盛”，十分倾慕陈的道德文章。为此，特意撰写七绝一首，并题写匾额以作纪念。该诗题为《陈公祠(名傅字君举)》，云：“九年地主百年祠，民自元丰结去思。善政在人宜有后，堂堂忠肃见公儿。”

陈时安一家7口离家上路的时间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当时正值岭南各地迁川的高潮，在此前后，在由闽西通往四川的道路上，应该说到处都可以找到先行者、同路人。根据《中国移民史》的统计，在“湖广填四川”中，共有大约20万的闽籍移民迁往四川。

据四川金堂《陈氏族谱》记载，以陈沈滨为始祖的南山派陈氏，于明初自龙岩上坪之古楼迁移至小池南山(今龙岩市新罗区)定居。下传至第9世时，时年28岁的陈源溪，于康熙五十二年(1730)，奉母携弟陈润周，由龙岩迁家于蜀之资州(资中市)，继迁中江县回水铺，又迁简州十里坝。该谱在细述南山派其他支系祖先时，特别注明其人川后裔在截至民国二十年(1931)修谱时居地分布的情况。

资料表明，在清初闽籍移民迁川潮流中，约有77．1％的移民迁出地为闽西地区。在闽籍移民迁川家族中，约有80％是在清前期迁入四川的。其中，明确记载迁川时间为康雍时期的，有51支，约占整个闽籍迁川移民家族数的58．6％以上。这表明，半数以上的闽籍移民是在康雍时期迁川的。

世居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与大岭下的陈时安相距不远，山水相连。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隐溪陈氏举族200余家，计2000余口，由闽迁蜀，落籍金堂。陈氏来金堂后，主要聚居在城厢镇及祥福、大同、玉虹和绣水各乡，赵镇及官仓、栖贤、三星等地次之。

世居龙岩州大池村(今龙岩市新罗区)的陈儒玉兄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挈眷入川，定居于今重庆市璧山县。在分析该支陈氏迁川缘由时，文章作者特别记述说：“方是时，公昆弟四人，从昆弟二人，皆同爨，内外数十口，田庐不能赡。闻蜀土广人稀，乃谋挈家迁焉。”除了地狭人稠这一根本因素之外，频发的自然灾害也是迫使闽人远徙四川的重要原因。据研究，明清之际我国开始进入第4个灾害宇宙期。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灾害也日渐频繁。福建本来就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时常爆发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甚至传染病，亦是瘟疫常发之地。清初以来，在福建境内多次发生瘟疫。为了躲避瘟疫等重大传染性疾病，原本为生活所迫的闽人，只得远走高飞，于是，包括遥远的四川在内，一时间皆成为他们向外迁徙的目的地。

长街一片月万户洗牌声

左邻右舍，白天黑夜，处处洗牌的声音。在人们的生活里，最热门的话题是牌局的输赢。

我早先对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读书不看报很看不惯，甚至很反感。把一生那么多的时光和精力消耗在牌局上，不浪费生命吗？大家都这么样，国家正常吗？而现在，我已经认为，太正常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是指非常时期而言。比如外敌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必须万众一心，挽救民族于危亡。而在无事之秋，太平盛世，并不需要匹夫们慷慨悲歌，闻鸡起舞，忙忙若丧家之犬的。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正是歌颂了太平年代老百姓无忧无虑的生活。

据专家考证，捣衣不是用木槌敲打浸湿的衣服以挤出脏水使衣服干净，而是用棒槌敲打已经洗净干燥后待穿的衣服。唐代没有棉花，丝绸又属于奢侈品，普通百姓用葛麻制衣，这类织物洗水后很干硬，必须槌打松软才好穿的。

试想，同在唐代，在安史之乱中，百姓哪有闲情将衣服捣软了再穿？所以，杜甫就写不出这样优美的诗句来。现在，不但穿衣服之前不用捣了，连洗衣服也不用捣了。将李白的诗句改动几个字，变为“长街一片月，万户洗牌声”，不是也很传神吗？

上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混乱。频繁乱象还要号召全民参与，百姓的全部生活都革命化、政治化、军事化了，正常的休闲娱乐全被剥夺了，那种日子是人过的吗？

治理国家，钻研科学，只有少量精英能做，也只需要少量的人去做。一般百姓完全不必在为糊口而劳作之余为国家民族操心，甚至谈不上为自己的将来操心。洗牌声响遍城乡每一个角落，抑划或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也是和谐社会的标志？（文/外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