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姓方，安徽桐城人，因此常常被认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后裔。若在宾筵广座之中，匆遽应酬之际，不好啰嗦解释，只好含糊应付；若是从容相对，稍有余裕，我总要这样分辩一番———不，我不是方苞之后。

桐城有三个方：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同姓不同宗。方苞是桂林方，我是鲁谼方，不是一宗。桂林方之得名，与广西桂林无关，而是从成语“桂林一枝”而来。自明末清初，桐城方姓出了一系列的名人：以思想学术为一代大师的是方以智，以文章经术得高名的是方苞，牵入《南山集》文字狱重案的是方孝标，做到督抚大官的是方孔炤、方观承，还有称为方氏三诗人的方文、方贞观、方世举，等等，都是桂林方。

直到清末，任四川提学使，落户成都，成为四川“五老七贤”之一的方旭，以及现代著名哲学家故方东美教授，也都是桂林方。所以他们真正是桐城望族，本地人称之为“大方”或“县里方”。桂林方氏宗祠盖得美仑美奂。外地人“话到桐城必数方”（黄苗子兄赠亡友方鸿寿词《鹧鸪天》中句），也是因为桂林方氏人文蔚盛给人印象很深之故。

至于戴名世《南山集》一案牵出方孝标《滇黔纪闻》，康熙皇帝批旨中所谓“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人”，又曾对大学士等说：“方氏族人，若仍在本处，则为乱阶矣。”虽然他的论据是把歙州方光琛与桐城方孝标混为一宗，但其实在所指的仍是桐城的桂林方氏。受到下狱，流放、编管入旗等处分的方姓人口都是桂林方氏，这在辛亥革命以后倒成了桂林方氏的光荣史。

方苞也曾因此案下狱编旗，得以写出《狱中杂记》那样的文章，甚为近世论者所重。方贞观为方苞之从弟，也曾在编旗之列，其《南堂诗抄》中乃有公然引秦始皇坑儒事相比的怨愤不平之句，其书遂成禁书，知堂会论之曰：“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不论荣誉在谁，都没有出桂林方氏的范围。

相对于桂林方之被称为“大方”，我们鲁谼方则是“小方”，相对于他们为“县里方”，我们则是鲁谼方山上的。“谼”字少见，音洪，意思是大壑，但古书上多用于山川的专名，我从小就知道鲁谼是我县的山名，是我族祖先所居之地。至今未见过作为“大壑”之意的普通名词用的。我们祖先在鲁谼山上以打猎为生，所以又有“猎户方”之称，这只是别人背地里叫的，当面不叫，因为这样称呼在旧时显然有看不起的意味。

我很惭愧始终未去过鲁谼山，只听说我们族人的绝大多数在那里聚居，我们鲁谼方氏的享堂也一直在那里。我族只有“享堂”而无“祠堂”，其他大姓张、姚、马、左、方（桂林方）则皆在县城里有“祠堂”，这也是我们为小姓的表征，说起来还是没有面子的事。

鲁谼方氏字派

清朝乾隆以前桐城方姓大小知名之士，没有一个是我们鲁谼方的。鲁谼方氏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算得上知名的，是方东树（1772～1851），他是姚鼐的学生，主要活动时间是道光年间，已经很迟了，算起家族辈份来他离我并不远，只是与我的曾祖同一辈。（他的年龄比我的曾祖大得多，我的曾祖是他的族弟同时又是学生，下文就要说到。）他也没有什么大名，一生著书甚多，其中《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二书，以张扬宋学攻击汉学引人注目，学术上并无价值；又有《昭昧詹言》一书，则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都要做试贴诗的时代相当盛行，现在看来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倒是可以有一席之地。

鲁谼方氏第二个有些名气的，就是我的曾祖方宗诚，他是方东树的族弟和学生，是理学家，与陈澧、朱次琦同受清廷五品卿衔之赠。此事为后人写他的传记时所艳称，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自不能与陈、朱相比。现代学界文林中较知名的，则有我的父亲方孝岳教授，我的姑母方令孺教授，时代太近，且不详说。总之，鲁谼方氏比起桂林方氏来，就是这样单寒之家。我幼年在家乡，所往来所认识的亲戚师友乃至一般社会接触中姓方的不少，基本上都是桂林方（如上文提到的方鸿寿兄，即是桂林方，他是方以智的嫡后）。而同为鲁谼方的则数不出几个。那时这种宗族界限很严格、很分明，彼此都知道。过去讲究同姓不通婚，后来放松了，同姓不同宗可以通婚，同姓同宗之间则绝对不许。我有一个堂侄，就与桂林方氏之女结婚，乡里间无有议其非者，也可以为两个方绝非同宗的证据。

关于会宫方，我所知极少，说不出什么来。会宫，是桐城县的一个地名。这一族似乎比我们鲁谼方还小。我只知道这一族出了一个人物方治，是国民党CC要人，抗Z期间曾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此外，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会宫方族的人。

会宫方氏祠堂

上述三个方族，是我自幼熟闻的。后来又听说桐城还有许方一族，又姓许，又姓方，实际上多姓许。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哪里，言者不详，我想也只好置之不论。一个地方同一姓氏而有两个以上的不同宗族这是常有的；其中某一宗出了一些名人，后来此地此姓之人，虽本不同宗，也往往被外地人误认为那些名人之后，也是常有的。

黄华许方氏宗谱

我只要不是在太匆遽之际，便竭力声明我如何如何不是方苞之后，也许听的人并不耐烦听，或者未听明头绪，反正只要听出一个“我不是方苞之后”也够了。以前还只需要口头声明，近来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已不止一次有指我为方苞后裔之说，那么我也得用公开文字来作答了。

其实，即使真是方苞之后，也没有什么光荣，未必我就禀有文章义法的遗传性。但是，指我为方苞之后者，是把这一条当作一种光荣来指出的。那么我有义务辞谢这误派的光荣，也免使家乡父老（年轻人或者不大弄得清这些宗族区别了）以为我在外面冒充大姓。也有人是知道我论文章向来不满于桐城派，特地说我的祖先是方苞，以见我之对不起祖宗。那么我这辨明又不是针对这种指责的，因为我虽非方苞的子孙，仍是桐城派的子孙，上文说过方东树就是姚鼐的学生，是桐城派的诗歌理论家，我的曾祖父虽以理学名家，他的文章也是桐城派，我的外祖父马其昶又是桐城派最后一个代表作家（他就是我的曾祖父的学生），所以我一向自承为桐城派的不肖子孙，曾祖父外祖父比起康熙时代的方苞来要近得多哩。

晚年舒芜

是不是方苞的子孙，本来只是很小圈子内的人关心的事，不值得这么公开郑重辨明。但是，妄谈历史，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是近年来报刊文字中常见的。能够辨明的，还是辨明一下为好。何况续家谱之风大盛，发现现代某人是古代某名人之后的报道时有所见，这不能不说是旧的家族门阀观念的沉滓的泛起，则择其不实者加以厘正，亦是澄清汰滤之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