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德宗李适之孙、唐顺宗李诵长子，唐代第十二位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时，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 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 元和十五年（820年），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谋杀。享年四十三岁，在位十五年，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葬景陵。 幼时经历 李纯原名李淳，为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778年3月17日）生在长安宫中。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李豫）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年）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年），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年）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3]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雄才大略 宪宗继位后，开始对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他继位次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朋开战并获胜，同年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宪宗也对他作战，杨惠琳战败被杀。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锜，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规伏唐朝，813年他开始对抗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815年到817年他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些成果被称为“元和中兴”。吴元济被平定后，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规伏唐朝。但同时宪宗的地位是由宦官逼迫获得的，因此他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而且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 唐宪宗是唐顺宗的长子，幼小聪明机敏。有一次，唐德宗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是谁的儿子？坐在我的怀里？”李纯答道：“我是第三天子。”德宗听了感到惊奇。唐宪宗很想有一番作为，以图唐室中兴。 唐宪宗是中晚唐皇帝的一个亮点。元和中兴，唐王朝一度回光返照。但和玄宗一样，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宪宗英明果断，虽然驱逐了王叔文集团，但却继续革新。对待割据的藩镇，采取强硬的措施。先后降服了西川，夏绥，镇海等节度使。特别是利用李愬消灭淮西吴元济。使各路节度使重新向中央缴纳赋税，接受朝廷任免官吏。虽然宪宗有心，但最后还是没有对河北三镇动武，只是接受了他们形式上的归顺。唐王朝又重新在形式上统一了。 宪宗在对藩镇作战时，开始起用宦官监军。肃，代时只是让宦官掌管禁军，但还未让其出师作战。宪宗开了个不好的例子。从宪宗身后的历史看。宪宗时期，是唐朝解决宦官问题的最好时机。后面的皇帝不是有心无力（文宗，宣宗），有力无心（武宗），再就是根本不闻不问的（穆宗，敬宗）。最后一直到宦官和唐王朝同归于尽。 李纯取得一系列成功后，也开始进取心减弱。晚年追求长生不老，开始服食丹药（李唐的传统），服药后变得性情暴烈，动甄对身边的宦官责打，诛杀。最后被宦官陈弘志所杀。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年）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懿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蒋系：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 唐宪宗 唐宪宗 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籓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籓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5] 刘昫：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5] 欧阳修：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籓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鸣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6]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李纲：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镇，飞扬跋扈。淮蔡雄藩联四郡，千里公然旅拒。同恶相资，潜伤宰辅，谁敢分明语。婀群议，共云旄节应付。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愬。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7] 李默：汉武征西域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 《剑桥中国隋唐史》：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纪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