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遗冤当评说

——为北宋改革家章惇正名 

章惇在王安石变法中充当的角色 

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时，就注意培养和提拔致力于改革的人才，蔡確、章惇、吕惠卿、曾布、李定、王雾、谢景温、蔡卞等人，这些人后来有的表现不错，对改革能够坚持到底；有的不怎么样，产生动摇；甚至走向内讧，成为反对派。如怀有野心的吕惠卿、有投机行为的曾布等他们都把新法搞得变了味，产生了负面作用；说到底真正坚定的改革家，也就是最得力、最坚决、最有创意和发展的变法继承人惟有章惇。是他在改革之初，参与颁发新政文书；在中途有人对新法动摇时，是他高举变法大旗，忠于王安石思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就是到了行“绍述”新政，对王安石变法出现争议，出现“三架马车”状况的时候，也只有章惇没有私心杂念地把《青苗法》和《免役法》坚持到底地予以推行，使新法沿着健康轨迹前进。这是不争的事实。

王安石早年就看上了章惇，知道他才气过人，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在中央机构从事文字工作，是王安石最称心如意的左右手，直接为变革颁发新令。始时章惇还被王安石派去出访荆湖北路，考察少数民族的事宜，在三年多时间开拓境土上千数百里，为少数民族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至今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华一带，还有人写文章怀念他。章惇这个人做事无私无畏，认真负责。在推行变革新法过程，不管不顾，能下狠心，务求实效，所以在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此前，也就是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王安石爱子王雾病逝，加上社会上反对变法之声不绝于耳，导致王安石身心交瘁，只得主动请辞，退回金陵（今南京），潜心于学问。

元丰五年（1082年），支持新法的蔡確被任命为宰相，与章惇直接负责推行新法，后来蔡確被人诬陷，贬黜离京，这样，章惇就作为变法的顶梁柱在朝廷硬顶着。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由于章惇办事得力，多有成效，便被朝廷迁任为知枢密院事，可以代表皇帝处理军政大事，地位显要。可是其时哲宗年幼，由宣仁高皇太后垂帘听政，她一贯反对新法，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主政，主张完全罢废新法，此时已在决策层的章惇，以他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不畏强势，不怕丢官，在高太后帘前坚决予以据理力争，因在朝会上属少数派，而被罢黜，贬到外郡。到了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由于新皇帝对新法特别感兴趣，以“熙宁”、“元丰”为志，行“绍述”新政，就是要把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所废的新法一律恢复，依然推行新法。这个时候的改革派章惇，信念坚定，风头正旺，雷厉风行，符合皇帝心意，于是起用章惇为宰相，让他全面负责变革大业。章惇既为相，自然便对元祐年间的司马光等保守派旧臣，包括高皇太后在内，进行了清算，“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对保守派实施“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还向皇帝建议扒司马光坟，鞭其尸和追废保守派总后台宣仁高皇太后，当然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说，这些建议尽管未予实施，也是有失分寸，有些其言过激，其心过狠。但其动机都是为了推行新政，试图让人们坚定信心，自己没有私心杂念夹在其中。 

章惇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 

元丰三年（1080），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进入内阁议事班子。王安石退位后，推行新法和沿续的改革事业，尽管还有其他继任人，比如蔡確等人，但主要还是靠章惇，因为他是最早参与王安石变法，制定变革条例，最理解变法核心思想和实质内容的人，尤其是后来他自己为相主政六七年时间，专心推行新法，所以说他就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继承者。

章惇性子耿直，办事讲究效率，容易得罪人，在官场上九次被贬黜，可他对变法从不动摇，所以一些保守派人物对他恨之入骨。尤其是司马光这个老学者，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担任宰相后竟然大行极端政治，把王安石苦心经营多年的新法统统推倒，连没有人异议的《免役法》也不肯保留，对坚持改革的官员统统清除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就是改革派统统滚蛋，保守派统统重用。章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自己又深受其害，内心的激愤是可以想见的。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他是最深有体会，一报还一报的理念，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后来哲宗长大亲政，他不甘做傀儡皇帝，一朝掌握大权，便开始继承父业，对新法依旧不忘，下令予以统统恢复。对保守派官员弃之不用，对这批人横竖看不顺眼，自是常常找茬问责他们。如此这般，变法派又先后召唤回来了。第一个回到朝廷的是章惇，他当即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执政后，办事雷厉风行，心想你司马光既然搞极端政治，对变法派统统赶走，如今我章惇为相了，自然也要依样画葫芦地照此办理，把高太后提拔起来的元祐党人，也就是守旧的老臣，也尽数驱赶出朝，这叫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样一来，好事多磨的王安石变法又兴盛了若干年，才使岌岌可危的北宋皇朝，得以延长。

总而言之，王安石是新法的总设计师，其功德和个人操守，就连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都不得不肯定他。所以《宋史》没有把他列入“奸臣传”，可是朝廷里一些保守派别有用心，就像浦城本地方言说的那样“冬瓜摘不着，就把葫子拿来凑”，所以把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继承者章惇，给予全盘否定。当然，这里面还潜藏着其它深层次的背景原因。

北宋因为选择了赵佶继位，摊上了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从而走上了历史的不归路。

“上梁不正下梁歪”，此后朝政又难免陷入一片混乱，到蔡京当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号，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这些事情分明都是在章惇离开朝廷，甚至在章惇死后发生的。

宋徽宗对章惇公开反对他继位做皇帝（在继任前直喊“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现在有人借机打击他，正合皇帝所愿，所以章惇的冤案就此铸成。但是朝廷上下毕竟摆事实、讲道理的人居多，由于章惇铮铮铁骨的人格，执政过程功勋卓著的政绩摆在那里，所以在章惇死后的第六年，朝廷又恢复了他的名誉，并追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到此本来可谓盖棺定论，章惇本可以政治善终了。

可是到了南宋时期，荒唐皇帝宋高宗出于别出心裁，又把章惇的旧事搅了出来，弄得章惇又再度蒙冤。 

推掉栽在章惇头上的五大不实之词 

    元人脱脱主编的《宋史》，本身带有元朝异族对入侵汉民族中原后固有的偏见，他们特别不待看汉族能臣，把章惇编入“奸臣传”是其中原因之一。但罗列章惇的五大“罪行”，却是不堪一驳。

其一曰，为人心狠，不顾旧情。

这主要是拿与苏轼关系说事。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王安石变法过程，北宋高层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反复较量的情势，惊心动魄。章惇是这场新政与保守之间斗争最直接的参与者和继承者，是保守派除了王安石之外的最恨的对立面，尤其是在他担任宰相的六七年间，他所承受的各方面压力，似乎不比先前的王安石小。

好，现在专门讲章惇与苏轼的事情，这事儿在民间影响很大。

首先，由于章惇是个坚定的改革派，苏轼是站在改革派对立面的大文人，这样两人间自然出现了“政治分野”。再说，苏轼虽然是变法的反对派，但他也不是像其他守旧者一样铁板一块。苏轼也是直性子，曾想保留《免役法》，还为此事找司马光商量，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不高兴地堵了他，弄得苏轼很没有面子，出了政事堂后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小章惇一岁，两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相交始终。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水涧，两侧壁立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水流湍急，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邀苏轼到那边悬崖上题词，苏轼见了两腿发软，不敢过去，章惇却泰然自若地走过去，在悬崖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拊其背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大笑。又一次，两人在山寺里小游饮酒，听说有老虎下山，于是借着酒劲，两人便勒马同往看个究竟，到了离老虎几十步远时，马被惊吓得不敢向前，苏轼便转回，章惇却拿一面铜锣在石头上撞响，老虎终于被吓跑了。以上两件事不难看出，他们俩友情深厚，但性情却不尽相同。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变法，章惇积极参与和支持，苏轼持反对态度，从此两个朋友便分成了两个政治营垒。1079年苏轼写了反对变革的讽诗，发生了“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宰相的位子，可他不忘老友，在其他人不敢去关心苏轼时，章惇还写信给苏轼规劝，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章惇）与子由（其弟苏辙）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这是苏轼亲笔所写。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高皇太后临朝，重用保守派，苏轼得志，八个月之内连升三级，任命为朝请学士、知制诰，在朝廷有了话语权，此时王安石一派，包括章惇在内，全部降职，苏轼也难伸手相援章惇。后来高皇太后去世，苏轼的靠山没有了，随着政治形势的反复，改革派的返朝，章惇又执政了，所以两人政治地位老是这么发生着反差变化，双方也只能各司其责，而且实际上章惇也曾帮助过苏轼。王安石之弟王安礼说：苏子瞻（即苏轼）在黄州，曾为自己上诉说“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不是对陛下之不敬，章惇时任翰林学士，就向宰相王珪为其辩解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这分明是在为苏轼开脱“文字狱”之罪。

诚然，他俩都是著名文人，彼此自然耍一些文人的小心眼，比如说，苏轼贬惠州后曾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他落到如此境地了还这么无所谓，就用苏轼字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苏辙字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当然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因为那时海南荒凉无比，多是有去无回。可是苏轼道行深厚，被贬黄州时根据自己的居住环境还专门起了个“东坡居士”之号，所以现在提苏轼姓名的反而不多，多提其号苏东坡；在海南这个蛮荒之地，苏轼还写下 “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他认为，生活中失败了，还得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登上心理的制高点。这就是苏东坡的人生境界。

宋徽宗即位后章惇又再次失势了，这回他也被贬到雷州，苏轼和章惇两人又再次换位。苏轼这回北归，可不是被贬时那样无人理他，而是所到之处迎客盈门，可见世态炎凉。

在迎接苏轼的队伍中，章惇的儿子章援本应出现的却未出现。当年苏轼作主考官时，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说他是苏轼的门生，肯定要来。主要是章援自己不好意思，担心父辈间政治分野会受影响，所以人没有到场，却给苏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思。苏轼给章援回信了，说道“某（指自己）与丞相（指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段话可以把章惇和苏轼间的关系，做了定论，人家苏轼都说两人“交情固无增损也”，而且此时苏轼还担心章惇年事已高贬黜海隅的事。他们之间的友情昭然若揭啊，何以说章惇“为人心狠，不顾旧情”呢？现代大文豪林语堂对苏轼的态度大加赞赏，说他是人道主义的楷模。

1101年六月二十四日苏轼病故，1105年章惇也病卒。两个老朋友至死私交还是维系着。

其二曰，一意孤行，黜逐名臣。

说章惇一意孤行，黜逐名臣，确有其事。但只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改革派几起几落，一旦保守派得势了，就被赶出朝廷；相反改革派占上风了，同样也一个不留地把保守派驱逐出去。宋代此时就是这么个极端政治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司马光发明的。章惇为官一生，自参与变法以来，就被贬黜九次。就是他父亲章俞徙苏州强占民田的事，他都要受连累，自己也没有声辩。大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彼此，就不能单说章惇一意孤行，黜逐名臣了。

其三曰，不自量力，肆开边隙。

北宋边境一向危机四伏，北方辽、夏虎视眈眈，南方交趾（越南）经常寇边为患，四川、荆湖一带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也割据地盘自立，形成“独立王国”。北宋在“和戎”政策上，变法派和保守派也是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保守派主张对少数民族事不予理睬，听之任之。章惇是改革派，积极主张实施收复河山，统一国家，安抚少数民族，软硬兼施，施恩于民，他经手前后总计收归国土二千余里；还努力平定了荆湖“诸蛮”、四川“诸夷”和击败交趾（越南）入侵，基本上实现了当时边境的安宁。

章惇在荆湖一带为地方官时，处理少数民族蛮事三年多（1072—1076）招降“梅山洞蛮”、“五溪蛮”，击平“红南蛮”，并遣别“四川诸夷”，收复国土版图五十州。在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享有盛誉，至今原梅山地区“洞蛮”的后裔网民还写博文纪念章惇，对他被《宋史》作为“奸臣”载入，大鸣不平。试问，章惇一心为国，统一政事，安定国家，能够说他“不自量力，肆开边隙”呢？这完全不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看问题嘛。

其四曰，诋诬太后，不遵懿命。

哲宗亲政后，章惇是有过怂恿皇上“追废”宣仁高皇太后。在封建社会里，这确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只要是站在改革派立场上，回想高太后当了那么多年保守派的总后台，总是对改革派赶尽驱绝，给国家和老百姓耽误了那么多的时间，改革派占上风后，怎么肯让高皇太后安然无恙呢？其实，这也正表现了章惇蔑视封建礼教，敢于同保守势力作彻底斗争的思想。还有建议挖司马光之坟，欲鞭其尸，是有些过分。当然哲宗后来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其五曰，冒功居赏，恬不知耻。

从我掌握的历史资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从来没有为自己冒领过什么功勋利禄，相反还是一个能够自觉自律的官员。比如他有四个儿子，都是“连子登科”出身，个个都是有文凭有学位的学子，惟有第三个儿子才获得八品官的职位，以今天的官位算，才是个科级，算什么？其他三个儿子都在府县当一般工作人员，连副科级都算不上。章惇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废除“恩荫制”，就在《宋史》里也正式肯定他“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也就是不肯以权谋私嘛，这样的官员能说“冒功居赏，恬不知耻”吗？ 

章惇蒙冤的潜因后果

第一个原因，话说宋徽宗能够当上皇帝，是他的皇兄哲宗死后无子。哲宗和徽宗本是北宋的第七、第八个皇帝，是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但是从老大到老五及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儿子全都夭折了，只留下六个长到成年的皇子，哲宗是第六子。哲宗归天，又没有儿子，那么到底要由五个弟弟里面的哪一个来继承大统呢？向太后本人并没生有儿子，哲宗也不是她生的，所以哲宗下面这五个弟弟谁来继位，在她眼里就是挑能够听她招呼的，其它都在其次了。一天向太后隔着帘子问大臣：“太行皇帝归天，没有子嗣，诸位爱卿，你们看看由谁来继统？”作为宰相，章惇第一个发言是顺理成章的。他按常理说道：“母以子贵，如果继统的话，应立先帝同母之弟简王。”接着他又补充说道,“也就是说，应该立先帝同一个母亲生的第十三子简王。”他这也是按照封建礼教的游戏规则说话，并没有错，可是向太后的脸色却大变了，虽然隔着帘子大家看不清楚，但从这个女人一向心气高，不肯示弱的秉性，章惇感觉到自己性子太直，这话说得有伤这个女人的自尊了。果然向太后隔帘就发问：“宰相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同母之弟啊？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

因为哲宗皇帝本身就是庶出，不是向太后亲生，而是朱太妃所生。现在如果再立朱太妃所生的简王，这样朱太妃就有两个儿子当皇帝了，那向太后今后往哪儿摆，与朱太妃的关系怎么处理？谁还肯到手的权位让给别人？因此向太后勃然变色，不高兴了。这个建议自然也就作废。不然北宋后面的历史，就不是这样写的了。

既然立简王不行，章惇又照规矩提了个人。他说，“按照长幼有序，当立九子申王。因为皇子前十位里就剩老九了。”（徽宗赵佶是第十一）可他这话刚一说出口，满朝文武，包括向太后在帘后都乐了，满堂大笑，为什么？因为申王是个盲人，哪朝哪代有选瞎子当皇帝的呀？于是大家一乐，章惇思衬自己虑事不周，这事儿也就当场当作笑料就过去了。

再往下数，就该十一子赵佶端王了。章惇心理暗想，完了，因为他深谙这个端王是个花花公子，整天不是踢球、赏花、画画，便是弄风月跟名妓勾勾搭搭，这种人当了皇帝不是国家要在他手上玩完了吗？别看章惇性直，骨子里确有识君之才。此刻向太后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就根本不考虑国家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继统这个大事了。于是她在帘子后面说道：“这么一来，下边就该端王了吧。”章惇一听脑子就乱了，也顾不上君臣礼仪，当场大喊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喊，为章惇后来埋下多少恶果？大家可以想见。向太后当时听了章惇这句话很生气，心想，你说立谁就立谁，我要立的你就敢给否认，而且连君臣礼仪都不顾，这还得了？这个时候，同僚们见章惇“犯忌”了，于是他在朝堂上瞬间出现了劣势，也有人开始落井下石，当时的枢密使曾布，是个投机的家伙，早就想着谋章惇的相位了，他思衬，先帝在位十年，章惇就当了六年宰相，如果再让章惇看中的人做了皇帝，那还有我曾布当宰相的时候吗？所以曾布赶紧跳出来指责章惇，说他“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这样的大帽子一扣，便给章惇安了个弥天大罪，使他无话可说。这时向太后又说话了：“先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其实就是对她的味儿）这样，最后便由向太后拍板宣布立端王，随即就召集端王赵佶入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继位，这就是宋徽宗当皇帝的全过程。从此也就拉开了北宋王朝最后一场戏的帷幕 。

章惇第一次蒙冤定为“奸臣”，肯定与反对宋徽宗继位有关。

第二个原因，我国是儒学之邦，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章惇是改革派，变法是属于有悖祖宗礼教的，加上他有追废高皇太后和刨司马光之坟的提议，自然落下“大逆不道”的不是了。 

章惇冤案的昭雪，世人自知 

大量史实证明，章惇一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做过许多对国家和老百姓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坚持新法，在招抚少数民族、安定边疆和国家统一管理方面，功勋卓著。此外，他个人的品行操守过得硬，尤其是在对待子女仕途方面，能够廉洁自律，不搞以权谋私，带头废除“恩荫制”……

好了，这些明摆在那里的铁的事实，对于近千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员，我们还要他怎么样？

后来章惇碰上了一个灾星叫任伯雨的人，此人担任左正言之职，半年就上疏108令，其中8次是弹劾章惇的，致使章惇被贬雷州。公元1105年，章惇病死睦州（今浙江建德），客死异乡。

综观章惇一生，是个干才，当然有缺点，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章惇是个能官，能官多专，平时民主作风差些，也容易得罪人。这是由官员的类型所致。

现在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在章惇死后第六年，朝廷已经恢复了他的名誉，并追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了，可是到了南宋，为什么又旧事重提呢？

历史又过了17年，已经历“靖康之难”，进入南宋朝宋高宗时期，这个宋高宗跟章惇相隔了那么多年，中间经过了两三个皇帝，按说没他什么事了，“新皇不管旧皇事嘛”！可是荒唐的是，昏庸的宋高宗有一天看到了任伯雨的旧奏折后，说章惇曾建议宋哲宗追废宣仁高皇太后，还好哲宗未纳他的建议，此人真是不忠，因而把本已是盖棺定论的人物，又剥夺了他的追封？并规定他的子孙不得入仕于朝。

这下明白了吧，章惇蒙冤近千年，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荒唐无道，置岳飞于死地的宋高宗，心血来潮弄出来滑稽可笑的事儿啊。

我想历史不会永久冤枉人的，世人自知，给章惇重新恢复名誉是迟早的事。 

作者简介：

陈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官居七品》、长篇历史小说《梦笔江郎》；结集出版5部中、短篇小说集和戏剧、电视连续剧剧本（与人合作）等，自2008年10月以来，在“新浪·读书”网、大武夷新闻网、火狐网等网络上发表两部新政治长篇小说《乾坤人生》和《终极关注》。

获省级文学奖3次、戏剧奖1次，市级文学奖2次。作品在报刊上多次被评论和召开讨论会。中篇小说《兽岭人家》90年代初在《作品与争鸣》上转载评论，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现为公务员退休，仍在线坚持写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