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湖南湘阴县人，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范旭东，杰出的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中国重工业之父”。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1] 上世纪20年代初，他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30年代，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錏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他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范旭东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范源濂曾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因学习勤奋，深受梁启超爱护，得发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他潜心学习，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受很深，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强凌弱，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很大。回国后，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 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范旭东于1926年至1927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在永利碱厂略有盈余后，范旭东于1933年12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该厂于1934年7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抗战期间，范旭东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在办厂过程中，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1943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与世长辞。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1945年10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同月21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1945年11月14日，由22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 创业缘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满怀爱国热情偕妻由日本回国，适逢北洋政府把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 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按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7钱2分，纯银含量为96%，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 刚出校门的范旭东，热情很高，每日辛勤化验，但没有一次分析结果符合规定标准。他很快发现了这种贪污舞弊问题，并积极向上面反映，要求回炉重铸，均未获准。一怒之下，他只干了两个月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败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不久，在范源濂帮助下，范旭东获得到欧洲诸国考察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素怀兴办化学工业大志的范旭东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工业。当时国外食盐已大量改用雪白纯净的精盐。这种盐的生产难度不大，成本不高。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即以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尔维法，即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后者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在技术上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不公开。范旭东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多次碰壁，不准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一遭遇，对范旭东是莫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原来在日本求学时代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有为纪念旭东先生的同名学校:南京市旭东中学，学校内有旭东文化广场和一尊旭东先生的半身像。 制精盐 1914年冬天，31岁的湖南青年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坨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南方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世家渊源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1914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为了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销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于1913年开始招股集资筹备，1914年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在天津塘沽正式建厂，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制成精盐。创办之初，集资共5万银元，10年后股本扩大到250万银元。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旭东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也为以后创办永利碱厂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旧盐商集合朝野势力，经年累月与久大纠缠，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联合运销同业组成“准南公所”，与久大争夺市场。范旭东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白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 久大公司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僚、军阀的注目。当时，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以筹军饷为名，行绑票勒索之实，要范旭东捐军饷20万元。遭严词拒绝后，李景林下令扣留范旭东，并派人到久大以范旭东的性命难保相要挟。后经范源濂找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旭东筹款8万元送去，他才脱险归来。 制纯碱 纯碱，是范旭东1926年给碳酸钠起的商品名。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范旭东决意雪耻制碱，一群跟他意气相投的青年科学家围拢在他的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这是一群真正为中国而付出了一切的年轻人，有一年，陈调甫的爱妻潘瑛如去世，当时正值永利财务最紧张的时刻，痛不欲生的陈调甫在讣告中写明：“拒收挽联、挽幛等物，如送奠仪，只收现金。”葬礼之后，陈调甫将所受礼金全部交给了范旭东。 1917年，范旭东与陈调甫、王小徐合作，在小试成功的基础上，在他天津寓所的庭院内建起1座3米高的石灰窑和1套氨碱法制碱装置，进行模型试验。经3个多月日以继夜的艰苦努力，他们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得了9公斤产品。范旭东乃向久大公司董事会建议筹建碱厂。获得通过后，即着手筹集资金，收罗人才，设计图纸和筹措设备，申办工业用盐免税，选购厂址等等筹建工作，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永利制碱公司。对于制碱技术，范旭东曾与拥有专利权的外商谈判购买。对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在合同上规定生产关键工序由他们直接派人操作，不带学徒，不传授技术；在我国销售产品，得由他们规定市场，不得在规定之外的地区销售……范旭东断然拒绝了这些条件，决心从国外购买设备，自己组织设计。当时，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公司相互间也严格保密，各藏“绝招”，重要机器设备均各厂自制，都不出售成套设备。购买设备只能东拼西凑，设计难度很大。陈调甫在美国进修期间，范旭东便委托他和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在美国聘请技术人员搞设计、选购和订购设备，还聘用旅美化工留学生利用假期参与设计制图和验收设备。1919年底，总算搞出了一套七拼八凑的设计图纸，由陈调甫携带回国。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8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试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1920年，永利制碱公司筹得银洋40万元，获北洋政府大总统特批，农商部颁布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并在塘沽盐场附近选好了厂址。9月，碱厂破土动工。施工安装过程中，暴露出工艺与设备存在的许多问题，设计不得不一再修改，工程不得不不断返工。经陈调甫推荐，范旭东特邀请了侯德榜于1922年来厂全面领导技术工作。1923年开始试车，又不断修补调整，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才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生产出来的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失去了耐心，惟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卜内门公司乘机要求与范旭东会谈，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理由，予以回绝。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1925年春，在侯德榜等同仁努力下，找出了产品质量问题的病根，不断改进措施，逐步见到成效，产品颜色开始转白。但4台船式煅烧炉这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解决技术问题，必须花大量资金。盐税“暂免一年”也即将到期。股东们意见分歧更为强烈。针对永利碱厂所处困境，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尼可逊（Nichols0n）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在大连会谈中，他反复炫耀卜内门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剖析永利碱厂的困境，提出愿投入资金和技术与永利碱厂合作。 范旭东早在赴大连前已料到对方想乘人之危，接管永利碱厂，控制中国碱业的企图，为此他提出，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所许优惠政策，对永利碱厂有害无益，谢绝了“合作”建议。 回厂后，范旭东召开董事会，剖析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先进性与难度，列举日本等国也多年摸索未能搞成，而永利碱厂已陆续解决了工艺技术、设备等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功亏一篑；还介绍了外国垄断资本一再企图扼杀永利碱厂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要求董事们高屋建瓴，为维护永利碱厂和民族工业的前途坚持奋斗；碱厂一定能够成功。他还历数侯德榜多年如一日，以厂为家，查问题，想办法，带领员工已做出的业绩，提出：“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范旭东这个分析精辟、气魄雄伟的报告，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 1925年6月，在“五卅惨案”激起的全民爱国反帝高潮中，永利碱厂通过上海英文《大陆报》发表题为《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的文章，披露工业用盐收税案的经过，揭露丁恩侵犯主权、摧残我国工业的情况，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丁恩等人慑于舆论，才将工业用盐免税再延期5年。这期间，碱厂的技术问题在侯德榜领导下，继续得到解决，并重新订购了先进的回转型外热式煅烧炉，取代了原有的那种国外早已淘汰的船式煅烧炉。 1926年6月，完成了重新开车的各项工作。其间，范旭东在总揽全局的百忙中，仍始终坚持经常到现场检查施工安装情况，参与研究处理各种问题，输送碱液的管道，原来用钢管，不耐腐蚀，经常损坏，长期靠修修补补，影响生产越来越严重。他发现后，下决心拆除了这个系统价值10余万元的钢管，换用耐腐蚀的铸铁管，解决了问题。事后，他还请工人用几段拆下的废钢管做成一张桌子放在办公室内，作为自己长期不认识腐蚀问题严重性的警戒。6月29日，碱厂重新开车，一切正常，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纯净洁白的产品。在全厂欢庆声中，范旭东提出:建议将这种产品取名为“纯碱”，以区别于“洋碱”。从此，永利纯碱开始畅销各地，纯碱之名传遍全国。 1926年8月，永利纯碱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开始蜚声海外。这时，卜内门公司又挟其雄厚资本与其所掌握的市场，采取降价倾销的手段，在永利销售纯碱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大幅度降价，甚至赊销出售，企图将永利纯碱从市场上挤出去；而在天津则不予降价，以诱使永利将大部分产品在本地销售，让他们的产品继续占领我国广大市场。范旭东研究分析了市场动态之后，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指示公司的营业机构，当卜内门将碱价降低时，我们便以更大的幅度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并延长赊销兑款期限；本厂的产品除了在天津销售外，继续在其他地方销售。 开始，有些股东不以为然。范旭东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如果我们把销售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头来，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的地位，结果很可能彻底失败。”果然，永利纯碱在各地大幅度降价出售不到一个月，卜内门公司即派人来要求同永利协商调整纯碱销售价格。同时，该公司还通过永利碱厂的干部，推荐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作为坐探，收集永利的业务情报。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碱厂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良心发现，将其充当间谍的事实坦白出来。范旭东获悉之后，立即找他谈话，表扬他的坦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旭东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再经他送交。 这一反间谍绝招，使永利碱厂在与卜内门争夺纯碱市场中居于有利地位，使卜内门挤垮永利的企图终成泡影。后来，卜内门终于同意了范旭东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的协议，即永利纯碱销售额应占我国市场销售总额的51%，再次维护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权益。 为了亲自到永利碱厂了解情况，寻求新的花招，卜内门公司总经理通过其驻上海经理约请范旭东在天津会见。范旭东则同意只在上海与他相见，并在他由沪启程来津当晚，乘火车南下。还吩咐永利碱厂的同事，如果卜内门总经理要求参观碱厂，可以陪同进厂，但只让他看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作为20多年前他在英国参观碱厂只让看锅炉房的礼尚往来的回报。 从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纯碱年产量翻了三番多，“红三角”牌纯碱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一带。在天津，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和《大公报》被合称为“天津三宝”，分别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最高水准。永利碱厂的主体厂房南北高楼耸入云天，碳化厂房高32米，共有8层，蒸吸厂房高47米，达11层，不但是华北第一高楼，更是塘沽乃至整个天津的标志性建筑。范旭东的科学救国之心十分炽热，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旭东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继续致力发展盐业，积累资金。1926年，他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1927年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1930年又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盐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久大盐业公司，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永利制碱事业的发展。盐碱并茂，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制三酸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 从1930年起，他就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他向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施，让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后来3年，他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在1933年获准成立南京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1937年2月5日，南京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当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国人为之一振。 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他们先说中国不必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在12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8个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由英、德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因条件苛刻，商谈破裂。 范旭东耳闻目睹商谈经过，更增强了独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实业办成。他取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于1933年11月22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办硫酸铵厂。同年12月8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于1934年3月，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新办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1934年7月，永利宁厂开始在这里平整土地，修马路，造码头，建厂房。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和教训，范旭东与侯德榜决定:范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选择技术，订购设备，组织设计。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德榜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 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这座工厂，包括硫酸、合成氨、硝酸、硫酸铵及硝酸铵等生产部门和许多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土木建筑、设备安装，单体、联动、局部、全部试车后，于1937年2月5日投料生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像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联合企业，能在30个月的时间里顺利投产，令国人为之振奋。范旭东在《记事》的日记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之前，范旭东下令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范旭东通知事先撤离。南京沦陷前夕，永利宁厂投产仅9个月，也按范旭东安排停产，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 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给范旭东创办的实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范旭东对发展化学工业的决心毫不动摇，又坚持在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旭东就派李烛尘等人在重庆市设立了久大和永利两公司的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在后方建厂的基地。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获得当地盐商同意，购进他们的卤水，利用当地的天然气，用平底锅熬制精盐；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包括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 1938年，《大公报》汉口版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川厂投产，不仅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得以就业，又解决了邻近诸省的用盐问题，甚受重视。开始，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不如当地土产的块状盐巴，无需包装，可用肩挑或牲口载负，运输简便，途耗少，更优越。为了便于散装运输，久大技术人员装设了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颗粒压成5公斤1块的盐砖，从此久大的精盐畅销四川、贵州，而且长期运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鄂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久大川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余下的母液发酵和精馏，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立足创造了条件。 永利川厂设在五通桥老龙坝，规划占地近千亩。为少占良田，只将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中；并将大部分山地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由于四川井盐成本远超过海盐，制碱需要采用原料利用率高的方法生产才合理。 1938年，范旭东曾委派侯德榜带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对方提出种种辱国条件故意刁难致使谈判破裂之后，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经过艰苦努力，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和氨碱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体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并于1943年完成了半工业装置试验。 当时，为表彰侯德榜的功绩，永利公司决定将此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此方法的成功，正如该厂致侯德榜的贺电所说：“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联合制碱工艺的成功，使范旭东欣喜万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川西创办新碱厂的信心和决心。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争取支持，募集资金，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建厂计划。 1940年春，他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运到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了货运卡车200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范旭东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和一些化工厂、石油钻井工程及中小型煤矿。 回国后，他亲自指挥艰巨的运输工作，处理永利川厂筹建中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永利川厂用煤问题，他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50吨。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勉强通车后，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的部分器材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难于运回国内。其余有的推延了交货时间，有的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川厂只好停下联合制碱新工艺的工程建设，转而利用已有的厂房的设备器材，以邻县乐山、夹江等地的芒硝为原料，改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 化工研究 范旭东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 早在1922年，他就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也是他自喻为毕生创办的第三件大事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 范旭东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为本企业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盐和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他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 他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 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 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从1928年至1949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600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 范旭东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年表 1900—1910年 留学日本工业专科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 1910—1911年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专科助教。 1911年 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任分析化验员。 1914—1945年 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1917—1945年 任永利公司总经理。 1921—1945年 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长。 1945年 在重庆病逝。 逝世 范旭东性格直率坦荡，不假掩饰；事业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终因操劳过度，致积劳成疾。1945年10月2日，范旭东突患恶疾（据称急性肝炎），10月4日下午三点溘然长逝，终年62岁。临终前，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正在参加重庆和谈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中止会谈，一同前往沙坪坝范旭东的家中凭吊，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联。 范旭东所处之世，中国贫穷积弱，四周列强环伺，正面临着主权分裂、军阀割据乃至亡国亡种的严峻形势。他生于中法战争前夕，离国留学时正逢庚子事变，返国本值清室逊位民国新立，然而政权甫又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创业过程中屡受外国垄断资本、旧盐业者封锁阻挠，曾遭奉系军阀李景林绑架勒赎。奋战二十余载，永利纯碱畅销海外，也正是范旭东鼓励了侯德榜将联合治碱法的制造工艺公布于世。 然而1949年后，与其他民族资本的境遇相同，在大陆“久、永、黄”集团被公有化，范旭东随后也批为“反动资本家”。人们逐渐只知道化学家侯德榜和联合制碱法，却淡忘了这背后的最大功臣、纯碱一词的创造者—范旭东。如今中国的历史课本中对范旭东的评价逐渐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