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我与明山宗亲在网上就固始与古潘国相关问题进行了两天交流。之后我把我的《潘氏起源考实》（第二稿，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2ae4301013n81.html）发给了他。

    不久，明山宗亲在潘氏宗亲网贵州QQ群发了没有完稿的《答潘德富及潘京宗亲书》。随后又将完稿的该文以标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潘氏南北二大源头说及固始番国(番水)潘水在何处？》发在潘氏宗亲网论坛。

   在文章中，明山宗亲认为：《潘氏起源考实》作者高坡认为固始出土的那“鄱”字不是“潘”字和固始也没有古潘国，是“怀有主观心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别人点灯的不公正不理性的做法”。为此。特拟本文，就鄱与潘关系和固始有没有古潘国的问题进行探讨，也算给明山宗亲的回复。

    一、“鄱子成周”为“潘子成周”是猜测

        明山宗亲在文章中说：“我两天来查了无数次的资料总算找到他说的所谓‘鄱子成周’青铜钟上的铭文拓片原来侯古堆出土的青铜钟铭文没有他们强调有带耳部的什么字”， “因此固始古墓出土青铜器铭文应当是‘ 番子成周’ 因为潘字古文字没有三点水的。”而且还是“季孙公之后的‘番子’”。
       那么，这个字“子成周” 到底是“鄱子成周”还是“番子成周”呢？它又是不是季孙公之后的‘番子’呢？
       1、字形上“”是“鄱”不是“番”和“潘”无疑

    查资料，与“鄱”字有关的文物除侯古堆“鄱子成周”外，还有楚封泥“鄱宫夫人玺”、春秋时期的“鄱伯”匝，温县盟书的“鄱朔”。包山二号楚墓简牍的中有“鄱君执疆”和“鄱君之右司马”等。

    鄱宫夫人玺之“鄱”写作“”，已为学术界定为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7年)的温县盟书鄱朔之“鄱”写作“”。包山二号楚墓有“鄱”字分别为。
、、。国古玺“鄱”写作“”。 
   侯古堆“鄱子成周”之“”与包山二号楚墓、鄱宫夫人玺之“鄱”、 战国古玺“鄱”字型相同，也与温县盟书的“鄱”仅是左右结构有差。
    我们知道，西周的金文中番写作，包山二号楚墓的番字分别写作战国古玺和陶文中潘分别写作。
    明山宗亲在文章中也介绍“什么时候潘字旁边才有河有水的呢？是在西周末东周开始中国水利条件发达后河流功能从主要泄洪转变为农业服务，中国文字也向小篆过渡了潘”。
     不难看出，侯古堆的“”字是“鄱”不是“（番）”和“（潘）”。
    2、包山二号楚墓简牍证明“鄱君”不是“番君”

      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镇包山二号楚墓简牍中，除有三个鄱字外，还清楚记载：“北与鄝昜执疆；西与鄱君执疆”、“鄱君之右司马”、“邸昜（阳）君之人番”。另外：荆州的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战国简牍记载墓主为邸阳君番胜贞或番乘贞（专家推断该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60-前340年间）。

    “鄱君之右司马”和“邸阳君番胜贞”说明，“鄱君”不是“邸昜（阳）君”也不是番氏，鄱君也未必就是鄱姓。

       3、邸阳君番胜贞其封地不在今固始

       按贯例，出土简牍的邸阳君番胜贞（番乘贞），邸阳应是他的封地，君是他的封号，番是姓，胜贞或番乘贞是他的名。

      资料介绍，邸阳即邸乡。邸乡之地的位置，《水经·颍水注》：颍水“又东迳南顿县故城(北)，又东南迳纲阳城北，又东迳邸乡城北，又东迳固始故城北”。

颍水发源于中岳嵩山，在淮河北；南顿故城在今河南项城县西；鲷阳城即今安徽临泉西的鲷城。

    由此说明：《水经·颍水注》中的固始不是现在的固始，番乘贞的封地不在现在的固始。

       4、鄱、番、潘氏是春秋至今客观存在的姓氏

      前面提到的鄱伯、鄱朔是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鄱氏人应该不受怀疑。

      番氏文物，西周时的传世番器有番生簋、番菊生壶等；春秋早期到晚期的，现在的河南省信阳的长台关甘岸、吴家店、五星和潢川等地已出不少，其中仅春秋早期涉及番氏人物达14人之多。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战国楚简中番氏人物的记载也有番戌、番戌子番步、番步之弟番旨、番旨从父之弟番索，另外还有多位番氏人物的记载。

      潘氏，春秋时见于《史记》的潘父、潘崇、潘党等。

      现在的湖北麻城、广西宾阳和费县、湖南新邵、上海宝山、天津北辰、江西太原、福建霞浦等地有鄱氏。番氏、潘氏也是当今确客观存在的姓氏。

    那么，如果“鄱子成周”之“鄱”是姓，我们又怎么能断定它是“番”姓或“潘”姓而不是“鄱”姓呢？

       5、从前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著去请教人”故鄱子成周“应当是番子成周”的说法不能成立

    明山宗亲在文章中说：“从前写字的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著去请教人因此固始古墓出土青铜器铭文应当是‘番子成周’”。

    用这方法去解释固始古墓出土青铜器铭文的“鄱子成周”“是番子成周”不能让人信服。

   据明山宗亲在文章中介绍“左传又曰‘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迁郢 于鄀’。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又侯古堆曾“‘番子成周’铭文,为番国器物。”

    既然潘子臣是邑大夫，按明山宗亲的说法还是番国的小国王。一“国”之君的他和他的父辈、祖辈真的会连自己的姓都不会写，把“潘”或“番”写成了“鄱”？退而言之，他们不会写，他们的“国”中也没有人会写？更何况这个“鄱”字笔划比“番”还要复杂些。

       6、“鄱子成周”为“番子成周”有悖于传统的姓氏文化观

    据介绍：侯古堆出土的青铜钟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余出自口，山口口口，口父子孙，得此钟鼓”。可以看出，这是“鄱”镇家（国）之宝。

    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也是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根本所在。姓氏是祖宗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自古以来，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姓，坐不改姓行不更名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否则就是背叛祖宗，属数典忘祖，大逆不道。

    虽然古文中番、鄱、潘相通，如鄱阳又作番阳，三国志中也写为“潘阳”。释慧永，南朝梁的释慧皎（(497─554)）著《高僧传·晋庐山释慧永》记载为“姓鄱，河内人”， 北宋沙门戒珠(985—1077)著《净土往生传》中也是“姓鄱，河内人”，现在也有人把“姓鄱”改为了“姓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别人如何写，“鄱子成周”钟的持有者决不会把自己的“番”或者“潘”写为“鄱”。

    二、夫差“取番”即取潘子臣的潘国之说法不可信

    明山宗亲在文章中说：“为固始为古潘国”。“史记王闔廬元年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被夫差取的楚国潘邑本就是潘崇子孙受封之番邑！”

    1、楚舟师潘子臣是固始人是臆断

    《左传春秋》清楚记载：定公六年(前504)“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郤”。

     既然潘子臣为楚舟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海军，我们又怎么能断定潘子臣是固始人呢。

     2、把夫差“取番”和终累“获潘子臣”定位在固始是猜测

   《史记》：楚昭王十一年“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

与《左传春秋》记载比较，两者有差异也有相同点。差异是时间表述不同，吴国统帅分别为终累、夫差名字不同，交战之地表述不同；结果相同“迁郢于郤”或曰“去郢徙鄀”。

   《左传春秋》中繁扬：王叔岷《史记斠证》卷40中说“《左》定六年《传》既称‘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又称‘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番’与‘繁’并音‘婆’，古字通用。史公所谓‘伐番’、‘取番’，盖指繁阳之败”。

    又：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03月第1版《中国历史大辞典》：“緐阳：一作繁阳或繁扬。春秋、战国楚邑。在今河南新蔡县北。《鄂君启节》铭文：自鄂往，庚緐阳。《左传》襄公四年（前569）：‘楚师为陈叛故，犹太在繁阳’；定公六年（前504）：‘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阳’，均即此”。

    又：《驻马店地区交通志》：“繁阳关位于新蔡县城北15公里处的韩集……吴国太子终累在此大败楚军。

   《史记》上的番：《集解》注：“番，又音婆”；《索隐》注：“番，盖鄱阳也”。《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

    《左传春秋》的终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为终累“夫差兄”；唐代司马贞《索隐》说终累与夫差“谓名异而一耳”。

     两记载都无其他资料来左证，《史记》上的夫差“取番”地点具有不确定性。

    当夫差即终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左传春秋》与《史记》记载的为同一时间同一区域的同一次战争。前者时间、地点、人物清楚，即公元前504年四月十五日，终累败楚舟（水师）“获潘子臣”又败楚陵（陆）师于繁扬；后者的夫差“取番”之“番”于繁阳（繁扬）合理。

    当夫差与终累各为一人：《左传春秋》的终累与楚水、陆师交战于繁扬，不论《史记》记载的夫差“取番”之地在固始或鄱阳或别的地方，“获潘子臣”的是终累，与夫差没有直接关系。

    也有人以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为据断定夫差取番在固始。

鸡父之战：《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戊辰晦，战于鸡父”。

    州来在今安徽凤台，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当时楚救州来而吴人御诸钟离，明显鸡父之战在今安徽凤台县西北之北的说法比今河南固始县东南更可信。

     纵观《史记》记载，楚吴争霸，交战之地明确记载的繁扬 (今河南新蔡)、乾谿（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州来今安徽凤台或、安徽寿县、居巢(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 卑梁(今安徽天长县西北)、舒邑(安徽庐江县西)、六邑（今安徽六安北)、潜(今安徽霍山东北)等，这些战争基本上在现在的安徽之西。

上述说明，以据夫差“取番”和终累“获潘子臣”得出的夫差“取番”就是“取潘”在固始仅是猜测。

    3、固始曾经设为“潘国”、“潘乡”的说法不可信

    明山宗亲的文章，在肯定了“孙叔敖之封邑在安徽省临泉县与固始八竿子都打不到”之后，又引网上的固始历史沿革说：“春秋中期，楚灭此地诸国，建期思县，固始彼时为期思县之潘乡，又名寝丘邑…….西汉，于番乡（寝丘邑）置寝县”。

固始为古潘国、潘乡，最早的说法是汉代的《楚相孙叔敖碑》。其碑文有：孙叔敖“欲有赏，必有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

    《水经·颍水注》：颍水“又东南迳纲阳城北，又东迳邸乡城北，又东迳固始故城北”。

   《水经注•决水》：决水“自县（安丰县，治所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西北流，径蓼县故城东……世谓之史水”。

    比较两记载可知，淮河之北的今监泉县鲷城集一带曾经有过古固始县，淮河之南也有个固始即现在的固始。

    如果孙叔敖的封地在淮河之北的今监泉县鲷城集一带，《楚相孙叔敖碑》其所说的潘国、潘乡不在今固始县境内。因此，需要讨论的就是淮河之南的现在的这个固始县有没有古潘国、潘乡，孙叔敖碑的固始“潘国、潘乡”说有没有可信度。

    第一、固始没有设置过“潘国”、“潘乡”的确切记载

    首先、《读史方舆纪要•光州•固始》载：固始县“春秋时蓼国地，后灭于楚，谓之寝县。汉亦置寝县，属汝南郡，后汉初改日固始”。

   《嘉靖固始县志•沿革志》载：固始县“昔黄帝受命披散山通道，南至于江乃在江北为南境，高阳氏封子庭坚与安（商城有安陂城），复分蓼（蓼音六县北八十里有蓼城冈）……帝喾创九州为扬州域，唐虞夏殷皆因之，周兴属荆州，封周公子伯龄于蒋（期思镇古蒋乡也），春秋为蓼、蒋、黄三国地，襄王四年（楚成公二十四年）楚人灭黄，三十年（楚穆公四年）灭蓼……战国属楚。庄王以其地封孙叔敖之子侨，是为寝丘（寝子朕切沈也）。楚汉间，项羽封布英为九江王都六，固始皆其地也，汉高祖五年，布灭封贲赫为期思候，始置寝、期思，两县属汝南郡。光武建武二年封臧宫为期思候，三年，改寝为固始县，封季通为候。”

    又：《嘉靖固始县志•形胜》：“固始古潘国下湿墝埆（汉孙叔敖庙碑）。”

从上看，固始沿革上并没有什么时候有过潘国、潘乡的记载，就是《嘉靖固始县志•形胜》也只是说了汉孙叔敖庙碑有“固始古潘国下湿墝埆”的说法。

    其次、《史记·魏世家》载：毕公高“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里的中国指中原，范围相当于今河南省及其毗邻地区，也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北部等大片区域；夷狄是指中原以外区域。结合西周未春秋初晋国有潘父、春秋中期楚国有潘崇和潘党等、战国未齐国的潘满加，说明西周的毕国被西戎所灭后，潘姓人由今陕西长安、咸阳以北的古毕国向东、南迁移发展。

    由此，我们不排除潘氏族人在固始居住的可能，也不排除因潘氏族人居住而在固始有潘寨、潘村、潘屯之类的地名。但这里的潘寨、潘村、潘屯与明山亲所说的“潘国管理区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心”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它与固始县是包含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

    因而把潘寨、潘村、潘屯与固始县的包含关系当作同一关系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第二、《孙叔敖碑》的固始“潘国”、“潘乡”不能作信史

   首先，碑文是“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后“期思长 (段)光视事一纪访问国中耆年旧齿”而作，碑立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距孙叔敖死近600多年。600多年后通过“访问国中耆年旧齿”而得出来的固始“潘国”、“潘乡”说没有可信度。

     其次、先秦史籍中，孙叔敖之子受封在寝丘而不是“潘国”、“潘乡”。

《列子•说符》记载：孙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谓其子曰：吾死“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邱者”，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

   《吕氏春秋•异宝》：“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

    上述先秦史籍中，孙叔敖之子受封在寝丘，据资料介绍，1958年《固始县志》（稿本）还有固始县东城门楼正方嵌一石匾，上书“古寝丘”的记载。

    据此，没有任何其他资料可佐证的汉代《孙叔敖碑》孙叔敖之子受封固始“潘国”、“潘乡”说没有可信度。

    再次、《孙叔敖碑》，其碑文记载明显有不符史实和不合情理之处。

    一是碑文首句为“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

    正史记载孙叔敖蒍氏，名敖，字孙叔。

    二是碑文称孙叔敖“生于季末，仕于灵王”。

    事实上，孙叔敖大约去世于公元前593年，而楚灵王继位在公元前540年，孙叔敖去世近50年楚灵王才继位，他不可能“仕于灵王”。

    三是碑文中说孙叔敖“继高阳、重黎、五举、子文之统”。

    查《史记·楚世家》，“五举”应为“伍举”，伍举是康王、灵王时期的历史人物，明显孙叔敖不能继伍举之后。

    四是碑文称 “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则存其后……立石铭碑……临县一载”；碑阴则是“期思长光视事一纪……可立碑祀”。

    按汉代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如果期思县就是固始县，同一时间的同一个县不可能存在其长官既称长又称令；如果固始与期思各为一个县，而碑文中说的段君讳光既是“固始令”又是“期思长”不存在可能。

    五是碑文说“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碑文后是“福佑期思”人，也就是固始令立碑“福佑期思”人。

    综合上述三点，固始“潘国”、“潘乡”不能作信史。

    三、潘崇与固始的关系是虚构的历史

      明山宗亲在文章中说：“春秋时期，楚国军队进攻潘国，潘国无力抵挡潘国国君权涌，安惯例臣民不忘潘国故土，潘国臣民世代以潘为姓权涌之子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他卧薪尝胆……后被推荐为楚太子商臣的老师……潘崇拥立楚穆王即王位后被封太师原太子宫赠为府第掌执楚国尹令，楚国尹令历来享有楚国采食封邑的，自潘崇后其子孙几代在楚国都十分显贵，而后来了被夫差取的楚国潘邑本就是潘崇子孙受封之番邑”，证明“潘崇因功返受封祖籍故地是无可厚非”。

       1、“权涌之子潘崇”和“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是虚构史实

关于“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和他的父亲叫“权涌”的说法，最早当是十三年前张人元的《中华姓氏故事》一书中。

    张人元先生在《中华姓氏故事》一书的序言中告诉我们：这本书编写的起因是他“是电视剧《中国百家姓》电视剧中心的总制片人、导演”，“用6年时间编写了100集电视剧文学剧本，每个姓一集”。他在“该书编写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条中清楚说明“历史上只有简单记述，说不清某姓的先祖第一人是谁的，尽可能根据中国历史，从文学史、军事史、政治史多方面去推理出当时情形，虚构一些符合逻辑、符合历史特征的人物名字及活动情节。”

     潘氏的先祖第一人是谁，唐代以来的记载各说不一，就是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中也只能是“潘崇之先，未详其始”。

不难看出，张人元先生《中华姓氏故事》的“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和潘崇的父亲叫“权涌”，就是在说不清潘姓的先祖第一人是谁的的情况下虚构出来的“人物名字及活动情节”。

    既然作者已告诉了我们那是虚构“人物名字及活动情节”，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那不能当信史。

    显然，明山宗亲以张人元先生虚构的潘崇之父叫“权涌”和“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的情节当史实，推断出来的吴国“夫差取的楚国潘邑本就是潘崇子孙受封之番邑”是没有可信度的。

       2、楚国灭蓼国后潘崇为太师于史不符

    在明山宗亲看来，潘崇的祖籍故地在固始之潘国，春秋时期，楚国进攻固始的潘国，国君权涌无人抵挡，权涌之子潘崇带领家人投降了楚国。经卧薪尝胆数年后，因潘崇拥立楚穆王而被封为了太师，并受封于祖籍故地固始。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很完美，也很合情合理，但可惜不合史。

    《史记》载：“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

    蓼国在哪里？明山宗亲的文章告诉我们：“蓼国故都在今固始城区东北蓼城岗，故固始有‘蓼城’、‘蓼都’之称，本县简称‘蓼’。东汉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刘秀封李通为固始侯（‘坚固通始’），固始侯封地（‘固始侯国’）核心区域即在今固始，‘固始’之地名自此延用。”

    《史记》上清楚记载的是穆王立潘崇为太师掌国事后才灭的六、蓼两国。明显，明山宗亲的楚国进攻潘国“潘崇带领家人投降”后“被封为了太师”于史不符。

       3、“潘崇因功返受封祖籍故地”固始不合情理

    潘崇的祖籍故地在固始不见于任何文献和考证文章。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穆王立潘崇为太师、掌国事；穆王四年灭六、蓼。如果潘崇因功返受封祖籍故地，也就是说是潘崇掌国事而灭了自己的潘国。这不合情理。

     综上所述：鄱氏不是潘氏，固始不是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