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伟　孙成林

　　宋刻本　《梅花喜神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图著谱的梅谱，此谱为宋景定辛酉(1261年)金华双桂堂刻本，孤本，今藏上海博物馆。“喜神”，是宋元时人对画像之俗称，“梅花喜神”，即梅花种种形态的写生画像。此谱既有绘画临摹的画谱功能，又具艺术作品的观赏价值。胶东望族文登于氏，在此谱众多的的递藏传承者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海世家”藏书有道

　　文登大水泊于氏，是清代山东著名的科举世家，时号“东海世家”。于家有清一代科甲蝉联不绝，其家族文化具有深厚的理学渊源。时人称：“吾邑隶郡东偏，风土朴随，人物凄落，而皇清开国以来科甲蝉联，首推于氏为盛。”大水泊于氏主要以于涟、于可托、于颐发三支为代表。于氏一族对读书、藏书事业极为重视，藏书家亦代不乏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于氏一族藏书事业达到顶峰，其中代表者，首推于昌遂、于昌进两弟兄。两兄弟家富万卷，且多宋元旧椠(qiàn，书版。古代削木为牍，未经书写的素牍称椠)及名抄精校。而这两弟兄收藏宋刻孤本《梅花喜神谱》的过程颇为曲折，兄友弟恭、相互关爱的故事，也堪称收藏之佳话。
　　于昌遂，字汉卿，禀贡生，候补知州，在清代诗坛上有一席之地。亦喜藏书，家有“青棠红豆庐”、“尺月楼”等藏书楼。其藏书印有“汉卿寓目”、“种如何树人”、“昌遂”等。弟于昌进，字仲樽，号秋溟，贡生。家有藏书楼“小谟觞馆”，收藏图书甚多。
　　于昌遂、于昌进弟兄二人钟情于藏书，与其父亲于姬发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于姬发，由宿北同知加知府衔，官至淮阳兵备道。于姬发本人嗜好藏书，并已达到相当规模。对此，其长子于昌遂曾言：“先世藏书最富，肆意翻阅。穷二年力，上溯汉魏，下逮清初，泊乾嘉间诸集，无不涉猎。”

　　宋刻梅谱为历代名家递藏

　　宋刻《梅花喜神谱》，原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所藏，后由苏州陶氏“五柳居”递藏，再入王府，嘉庆辛酉（1801年），又转归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家黄丕烈。黄氏“士礼居”书散后，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咸丰年间，归文登于氏。光绪年间，于氏书散，归吴县潘祖荫。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存藏。后潘、吴联姻，潘祖年女儿嫁吴大澄嗣孙吴湖帆，遂归吴氏所藏。吴湖帆视之为“奇遇”，列其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并特意将书房改名为“梅景书屋”。
　　宋刻《梅花喜神谱》之秀丽典雅，一度迷倒历代收藏者、经眼者，而他们也都乐于在此书上钤印、题字、写图。钤印百家的梅花谱，演绎出一幅明清文人的收藏图景。

　　赶在上司下手前抢得神品

　　宋刻《梅花喜神谱》在历代收藏家手中辗转递藏的故事，在今人看来，足可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了。而它被文登于氏抢到手、后被强借不还、最终失而复得的过程，堪称惊心动魄。这其间，有人欢喜，有人怨尤，一部梅花谱，牵惹几多爱书人。
　　于昌进任宿北同知时，因精明强干，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被江南河道总督、藏书大家、聊城人杨以增任命为里河（即淮扬运河）同知。
　　此时，太平军在江南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江南各藏书大家，如黄丕烈“士礼居”、周氏“水月亭”、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汪士钟“艺芸书舍”等藏品，一时竞相散出。
　　毕生酷爱图籍的于昌进，自然不会错过这大好机会。于是穷其毕生积蓄，狂收诸家所散珍品善本。据史料载，仅道光三十年一年内，于昌进就得黄氏士礼居宋本数十部。其购藏之速，实在令人惊叹。而其好友兼上司、同样精于藏书的聊城“海源阁”藏书楼主人杨以增，亦趁机搜罗，得珍品颇多，并以粮船运载回乡。
　　咸丰辛亥（1851年），苏州书商金顺甫得到元刻本《梅花百咏》与宋刻本《梅花喜神谱》，到老主顾杨以增处求售。杨以增素爱梅花，对这两部珍品，自然是爱不释手。但因价格问题，杨以增稍微犹豫了下，没有立即拍板买下。
　　恰恰此时，与金顺甫关系不错的于昌进得知有此神品，遂当机立断，抢在杨以增下手之前，抢得《梅花喜神谱》。
　　而当杨以增痛下决心要收购时，却发现《梅花喜神谱》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抢走了。无奈之下，他只购得元刻本《梅花百咏》。
　　与《梅花喜神谱》的擦肩而过，令杨以增引为终身憾事。多年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其《楹书隅录》记元刻《梅花百咏》案语云：“咸丰辛亥，有估人持此本与宋刻《梅花喜神谱》来袁江求售。余极思并购，而《喜神谱》忽为他人携去，至今犹萦梦想云。”

　　非十年深交不予阅

　　于昌进得到《梅花喜神谱》后，不久就把此书，送给了同样嗜书如命的哥哥于昌遂。于昌遂获此神品后，极为爱护，自言“不啻获异珍也”。其朋友、著名画家蒋仲篱得知后，提出要借阅几天。碍于面子，于昌遂只得应允。蒋仲篱阅后，深深折服，竟想据为己有。强占不还不说，他还遍请名家赏阅。学者包世臣被邀欣赏后，在书末题跋，云：“仲篱先生得之，珍若拱璧，宜矣。”包世臣不知此书的来历，误以为蒋仲篱是正当“得之”了。
　　于昌遂屡次向蒋索书，蒋却每每搪塞。于昌遂失魂落魄，“每当落月横窗，晨风引户，辄怅怅如失良友”。后来，此事被原先售卖此书的书商、好友金顺甫得知。金顺甫想尽各种法子，终于把此书给要了出来，并亲手送还给于昌遂。失而复得，于昌遂感叹“萧逸兰亭，后又增一韵事矣”。（萧逸(翼)赚兰亭典故：唐太宗钟爱王羲之的书法，为得到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屡向收藏者辨才和尚索取而不成。后派御史萧翼前去，设计骗得）。
　　吃一堑，长一智。咸丰元年，于昌遂给自己立了一条阅书新规，那就是：“自今伊始，非交深十年者，不得阅此书也。”

　　吴县潘氏终成知音

　　于昌遂失而复得此书后，只有故友深交，方有机会得以一阅。这些幸运者中，于昌遂之好友、吴县潘曾莹就是其中的一位。
　　潘曾莹（1808-187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在应邀欣赏后，于谱后题写一跋，大赞此书之精。于昌遂在临终之时，感念弟弟赠书之情，又把此书完璧归赵，归予于昌进之子于彤侯。于昌遂、于昌进两弟兄之相互关爱，在宋刻《梅花喜神谱》的赠送与归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于彤侯得此书后，于光绪年间又售予潘曾莹的侄子，即大收藏家潘祖荫。文登于氏作为收藏世家，与吴县潘氏来往甚密。此谱终归于收藏大家潘祖荫，也可谓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