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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的一生
2016-12-14 21:38:3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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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嵊州新闻网  作者:商华水、钱校林

  一、出身贫寒
  1906年2月28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胡兰成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嵊县下北乡胡村。胡兰成的祖先并非嵊县本地人。这位胡村太公贩牛为生,路过此地,不慎失火,将附近的稻田全部烧光,无奈之下,只得以牛作赔。因为胡家太公本钿全无,无处可去,就留下来租田种稻为生。不料,连年风调雨顺,大获丰收,因祸得福。胡家太公认为这是天意,决定安家落户此地,于是娶妻买地,繁衍生息。经过三百年发展,到胡兰成降生之时,胡村已是个拥有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大村。
  胡父,胡秀铭,生于1866年,五十八岁(1925年9月)死于胃溃疡,胡兰成称之为荡子病。胡母,吴菊花,比丈夫大一岁(1935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胡兰成的父亲先后娶过两位妻子,前妻宓氏生二子,即积润和积忠。宓氏亡故,吴氏填房生五子,即积义、梦生、怀生、兰成、周有。兰成原名积蕊,小名蕊生。兄弟七人,排名第六。

  胡兰成十八岁订婚,那年他还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三年级。父母给他说了亲事,是离胡村五十里地的唐溪村唐济仙的女儿玉凤。两年后,胡兰成二十岁,胡家正式迎娶。此时,胡父病重,本想冲喜好转,谁知婚事前一个月去世。胡父临死前留下遗愿,婚事如期照办。一个月后,胡家除旧布新,转哀为喜,花轿将新娘抬回成亲。可是,胡兰成见了胖乎乎的新娘,一脸的不喜欢。婚后不到半年,1926年3月,他即离家外出谋生。
  胡兰成闯荡世界的第一站仍为杭州,去邮电局做邮务生,月薪三十五元,相当于他在胡村小学堂教书半年的工资。他每月寄二十五元回家,余下的十元留给自己省吃俭用。同年八月,他离杭北上,闯荡北京。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于瑞人和赵泉澄是他的中学同窗好友,由他俩介绍,到燕大副校长办公室抄写文书为生,每天工作三小时,其余时间任他自由到燕大校园内各处教室旁听。为此,他结识了不少名师和学生。
  胡兰成在燕大一年,正是南方北伐军高歌猛进的一年。先是攻克了武汉,继而定都南京,接着渡过长江直指北京。因收入低微,胡兰成束装南归回家,另行寻找出路。
  胡兰成回家,儿子已近周岁,家境却是更加艰难了。在家待了半年,1928年夏,又赴南京闯荡。然而,挽亲托友找不到就业门路,仍一无所获。在返回途中,停留杭州,来到斯颂德家里。斯颂德是他蕙兰中学的同窗好友,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此时因病休学在家。胡兰成与其相伴,结果在斯家当食客住了一年。由于斯家小姐雅珊年幼无知,与胡兰成有不良现象,被斯家太太发现后,叫斯颂德劝其出门。胡兰成回家又待了半年。
  1930年初,胡兰成终于谋得差事。在表哥吴雪帆的帮助下,到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一年半。后转往萧山的湘湖师范学校任教。胡兰成在外闲荡了几年,自己寄食于斯家,他自然无从顾及家庭,现在重新有了职业,就按月往家里寄钱。结婚四五年,他与妻子是聚少散多,在家时间总共不足一年。
  1932年6月28日(旧历五月二十五日),玉凤病殁。胡兰成正巧在家,他是在湘湖师范任教一年后,辞职回家,打算第二年春天赴广西教书。玉凤弥留时分,神志清醒,她将儿子托付给青芸(胡兰成三哥的女儿),然后她要了梳子自己梳头。梳好头发后,躺在床上,即刻就咽气了。
  1932年7月,胡兰成南下广西南宁第一中学任教。1933年初,他写出第一本散文集《西江上》。鲁迅日记1933年4月1日有收到胡兰成自南宁寄赠《西江上》之记载。

  可是,胡兰成一年后又离开了一中。解聘的理由为“行为不检,非礼女同事。”事情的起因为一中有个女教师李文源,她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参加了共产党。以前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曾几番被捕,都是由李扬敬保释的。之后就到广西,与胡兰成一样教初中国文,所以每遇疑难,相互讨论,就此接近。当时,有个男教员贺希明看上了李,追求李却没有进展,猜疑是李看上了胡兰成,就略施小计,用话激将胡兰成敢不敢和李亲个嘴。胡兰成年少气盛,马上赶到李的宿舍,抱着李亲嘴。本来无事,当李知道这只是于贺希明打赌而亲嘴,不是真心的,就怒气冲天地告到校长这里。此事弄得人人皆知,结果,胡兰成和李文源两人同时解聘。

胡兰成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胡兰成失业之时,真是全家不幸之日。一门兄弟七人,到最后七零八落。大哥积润,是个败家子,游手好闲,赌博为生,最后将大嫂也输掉了。二哥积忠,出外当兵,年纪轻轻就死在了福建。三哥积义,是胡兰成兄弟中第一个在外学有所成的骄傲,不料胡父去世一年之际,三哥因病而亡。四哥梦生,是胡家兄弟中最高大壮实的强汉,可惜也不成材,他什么都懂一点却什么都不精,最后飘落嘉兴,吃喝嫖赌,成为荡子。五哥怀生,为人优柔懦弱,在家常受四哥欺负,最后外出当兵,不久又病死宁波军营。小弟周有,原本指望他支撑门户,不料在胡兰成去广西教书之时,以十八岁的年龄病死家中。
  偌大的胡家,仅存胡母、青芸(三哥的女儿)和胡兰成与第一任妻子玉凤而生的一子一女。毫无疑问,这一切家庭的不幸变故,给胡兰成敢于“同天不仁,与地不义”的叛逆性情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二、时来运转

胡兰成的旧居内景(钱徐良摄)

  1933年下半学期,胡兰成转到广西西南偏隅的“百色广西第五中学”任教。在百色,他续娶同事全慧文为妻。百色一年后,胡兰成转到“柳州广西第四中学”教了两年书。其间一度到“桂林广西第三中学”任教。他在广西先后五年,转了四个学校。但是,胡兰成不觉寂寞孤单,因为他在博览群书,潜心苦读,认真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1937年年初,胡兰成带着家小从广西回家,路经上海,看望了古泳今。古泳今是他“南宁广西第一中学”教书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他当年在与李文源事情上模棱两可,就是古帮着下决心离别的。眼下古在汪系报《中华日报》做事,就约他为《中华日报》写文章。
  胡兰成在广西苦读五年,一肚子文思泉涌,正需要展示一番。于是回胡村后,立即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寄去,一篇“论中国的手工业”,一篇“论该年的关税”。两篇文章立即刊载了,而且接着在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不久又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这就引起了《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的重视。经古推荐,林柏生任命胡兰成为《中华日报》主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胡兰成的命运。
  此时,胡兰成进《中华日报》任主笔刚及两个月。战事一发生,报社就停止发薪,更不巧的是全慧文怀孕产下一个男孩后,生活更为拮据。不几天,婴儿患了肺炎,找林柏生帮忙,两次只借到十五元钱。结果,婴儿仅二十天而夭折。这是胡兰成夭折的第二个孩子,前一个是玉凤所生的女儿棣云。11月初,上海淞沪会战结束,日本攻占上海。《中华日报》停刊,胡兰成带着家小,跟随林柏生到了香港。
  1938年年底,日本于12月22日发布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12月29日在越南拟就响应日方的电文,由周佛海等亲信携至香港,第二天发表于《南华日报》,公开表明对日求和态度。此即为著名的河内“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同一天,社长林柏生写了响应文章《汪先生之重要建议》。1939年1月17日下午,林遭袭击,被人用铁棒打破了脑袋。
  老板住院,报纸还得办下去。胡兰成按照林柏生的旨意,运用多年积累的生花妙笔,大写特写拥护“艳电”的主张。从1月中旬到2月初,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胡兰成总共撰写了十三篇文章,都是以《南华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不料,两个月之后,汪精卫秘书陈春圃到香港约他见面,交给了汪的一封亲笔信。开首就说:“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
  真是今非昔比,仅仅几个月前,陈春圃和曾仲鸣到香港他还见不上,此番却汪亲笔致敬。过后没几天,汪精卫的夫人陈壁君到香港,亲自召见了他,亲切关怀,抚慰有加,当即将他六十元港币的月薪提升为三百六十元,另外再加二千元机密费,并狠狠责备林柏生埋没了人才。胡兰成感激涕零,发誓跟随夫人,效命汪主席。
  1939年6月,在香港苦撑半年之久的胡兰成,才应召从香港带着家小回到上海。他乘船到达上海时,陈春圃在码头迎接,亲自安排他住进哈同花园北面的南阳路租下的公寓。第二天,陈又陪他去见汪精卫。自投身汪的“和平运动”以来,胡还从未见过汪,这次他第一次与这位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名人见面,真是诚惶诚恐,恭谨敬听。汪精卫先是问胡家小近况,然后起身从内室取二千元给他安家,接着对胡道:“我把宣传的事托兰成先生,必须要坚持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受此面谕,胡兰成仍写文章。七月初,《中华日报》复刊,胡任总主笔。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胡兰成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0年1月,胡兰成出版社论集《战难,和亦不易》。这书由汪精卫亲笔作序,中华日报社出版。3月,汪精卫召见胡兰成,先问他身体可好,随即取一千元给他作医药费之用,然后提出三个官位让他挑选,一是行政院处长,二是立法院外交委员长,三是宣传部政务次长,并说:“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胡兰成知道汪精卫的意思后,于是选择了宣传部次长。这一年,胡兰成刚满三十四岁。
  三、情场得意
  胡兰成是个文人,在汪精卫一手提拔至高层伪政府圈子内,有职无权。因看不惯官场阳奉阴违,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作风,离开南京到上海创办《国民新闻》报,自任总主笔和社长。
  1941年3月,《国民新闻》报正式运转。当风头最强劲之时,出了点事。8月,周佛海的伪财政部与日本签订了一个经济协定,上海《国民新闻》报发表社论,指名道姓地谴责这一经济协定是丧权辱国。周佛海大怒,状告胡兰成,汪只得安慰周,然后下令免去胡兰成宣传部次长之职。
  胡兰成因言获罪,被免去宣传部次长后,汪精卫得知社论不是胡兰成所写,只负社长责任。仅过了四个月,又被汪任命为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然而,对胡兰成而言,被周佛海参了一本而免职,多少有点官场失意。所以,他新任法制局局长后,即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各省市呈请的新法案大都否定回绝或上报拟批。
  有道是官场失意,情场得意。1942年春,胡兰成在南京办公,闲余时间结识了一位年轻貌美又风姿绰约的舞女应英娣。他知道妻子全慧文带着五个儿女住在上海,不求吃穿住了。但也不敢将应英娣一起带回家中,就在南京安家。因为相比之下,全慧文老实巴交,是在胡兰成最为走投无路又前妻病逝的情况下结合的。胡兰成觉得,这个百色教书期间与他结成夫妻的女人只会同患难不懂社会风情,娶个时尚的小妾甚为合意。但是,全慧文不同意这门亲事。结果,全慧文留下五个儿女与胡兰成离婚而走。全慧文走后,上海一家就交给侄女青芸料理。同年9月,胡兰成的社论集《争取解放》由《国民新闻》社出版。
  胡兰成任法制局长刚满一年,由于他不务政事,行政院各部会和各省市纷纷向汪告状。汪不以免职了事,干脆将法制局设置撤销,把胡兰成改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员。胡被罢免法制局长后,心情不好,才去面见汪夫人陈璧君。汪夫人说他不听话,要他回到汪身边做秘书。胡兰成原来的下属伪中央社社长,现任宣传部次长的郭秀峰知道他的长处只会写文章,就开列特价,五千元一篇。胡立即写了一篇时事论文,但不能刊载,钱还是给了他。此后大半年,胡兰成奔忙劳碌,处处碰壁,无人能用他的文章。只好投寄不属党报的《天地》等刊物。
  1943年10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创刊号上读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大为赞赏,接连几次联系苏青要求与张爱玲见面。11月,胡兰成接到郭秀峰通知,说日本大使馆有个恳谈会,邀他参加。当胡和郭到会时,汪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粮食部长顾宝衡及驻“满州国”大使陈济成已在,胡兰成的老长官宣传部长林柏生随后到达。日本大使馆参加的仅清水董三和池田笃记两人。恳谈会上,胡看不惯他们的奴相,多有不同异论。他的见解和态度引起了池田的重视,散会时池田给了他一张名片。一周后,池田拜访胡兰成,看见桌上有篇胡兰成写古喻今的文章,池田要看,胡应允了。池田看了几页,要求带回去看,胡也同意。没料到,池田拿回去先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译成日文,然后将文章送给了清水和谷正之大使,谷又将文章转到了东京,最后连前首相近卫和现首相石原都看了。池田兴冲冲跑来胡兰成家里,报功一般将文章流转的前后经过告诉了胡兰成。最后说这文章也送汪精卫了。胡兰成心有预感,要求池田每天见一次面。果然,12月7日,胡兰成被捕入狱,汪精卫以“通敌,每月接受重庆津贴五十万元”的罪名,关押在上海路南京特工机关。
  胡兰成被抓的那天晚上,应英娣等到九点还没回来,就去找了池田。池田连夜找清水,两人再一同去找谷大使,谷又让池田联络日军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商量援救措施,同时命清水打电话给林柏生,要他确保胡兰成的生命安全。在池田的交涉下,胡兰成被关押四十八天后,无罪释放。日本人还不放心,宪兵队派出六名宪兵守卫胡家,并警告林柏生手下人不可再来纠缠,谷大使还专门请客为胡兰成压惊。
  1944年春,胡兰成心仪已久的才女张爱玲终于第一次和他见面了。
  那是胡兰成出狱不久,避开第三任妻子应英娣,回到上海家里,张爱玲如约而至。此时的张爱玲只有二十三岁,胡兰成却已三十八岁。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在胡兰成无数次的想象中是美丽绝伦的,但是文美的张爱玲人长得不美。身材过于高挑,胸脯扁平,像一个尚不成熟的女学生。言语之中,张爱玲也似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般小心翼翼,老老实实。胡兰成是评论高手,对着张爱玲的小说分析点评了五个小时,溢美之词滔滔不绝。张爱玲如遇知音,极为欣赏胡兰成的文才。第二天,胡兰成回访张爱玲,很快找到了门牌号码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走进她的闺房,感觉一股华贵之气扑面而来。这当然包括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和祖母的父亲李鸿章的挂像,也包括精心摆设的书房。在两人第二次见面后,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首新诗,称赞她的谦虚。而她回答的八个字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接着就是“信物”了。胡兰成说起张爱玲发表在《天地》杂志上的小说《封锁》时的附照,情不自禁地道出心里话:“是她使我心仪已久。”张爱玲即拿出此照相赠,相片后面题了一行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写出了颇含深意的情话,那是她决定以身相许了。
  胡兰成与应英娣的家还在南京,胡兰成一个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到张爱玲处。就在这时,应英娣知道了这事,大闹特闹,醋海风波,闹得满城风雨。结果为,应英娣和胡兰成离婚。同年8月,张爱玲成为胡兰成的第四任妻子。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结婚仪式,只写了份婚书文件为凭:“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四、意乱情迷
  其实这一年,日本的侵略战争急转直下。汪精卫也生病了,乘飞机去日本就医,11月10日病逝在日本。为此,整个汪伪政府乱作一团。胡兰成与他的爱玲结合后,在上海创办综合性月刊《苦竹》。但是时局混乱,只办了四期而停业。池田、清水和谷大使商量,决定让胡兰成去湖北武汉主持地方实际政权。11月,胡兰成告别张爱玲,离沪上任。按照计划,胡兰成由池田陪同,带着沈启无和关永吉飞赴武汉,先行接收宣传工具《大楚报》。胡兰成从抗战开始与办报有缘,担任过诸多大小报纸的主笔,为此《大楚报》很快扭亏为盈。然而,面对轰隆隆的枪炮和炸弹声,武汉政府也是一片混乱,胡兰成那有妙招起死为生。而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原有政府人员根本不听他的指挥。
  整日里硬挺着干耗,不是另辟蹊径解除苦闷。离开张爱玲不满两个月,胡兰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恋爱。恋人姓周名训德,为汉阳医院护士。她年仅十七岁,其动人之处,身高肩圆,瘦不见骨,丰不余肉,清纯可爱。胡兰成以《大楚报》社长的名义,深得周的仰慕。不几天,两人住到了一起。
  1945年3月,胡兰成回了一次上海。途中在南京停留,当天晚上去了池田家讨论时局。两人对坐,叹息一夜,黯然而别。第二天,胡到张爱玲处,将周训德之事告诉了她。张爱玲听后也不避讳,说有个外国人向她提亲,还可以每月贴钱于她。双方如此表白,感情显然不会增进。这一夜,胡兰成没有在张爱玲处过夜。他回到自己家里大西路美丽园看望子女和侄女青芸。
  5月,胡兰成从上海乘飞机重返武汉。他向周训德提出结婚。于是,周训德成为了胡兰成的第五任妻子。但是,也像张爱玲一样,没有举办正式结婚仪式。只是牵手游览附近名胜古迹后,两人像夫妻一样生活了。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胡兰成召集报社同事匆匆告别,各奔前程。他将剩余的钱和几两金子及几只戒指,全部留给了周训德,还有一箱衣服也让她在困难时变卖应急。在武汉被国民党接收的第三天,胡兰成化装日本伤兵,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回上海。他不敢明着回家,也没敢见子女,靠东躲西藏过日子。9月下旬,在青芸陪同下,胡兰成在张爱玲处宿了一夜。第二天,他离开张爱玲潜回浙江老家。
  胡兰成由侄女婿陪同,先乘火车到杭州,然后船渡钱塘江,再坐汽车往绍兴。在侄女婿、姐家里住了两天,却无法久留。胡村近在眼前,他又变了主意,不敢回家。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家乡逢人皆知,说不定马上会有人认出,以汉奸罪被捕。最后决定,前往诸暨投奔斯家。胡兰成到了斯家,斯太太为他收拾了一间客房,对外宣称是大儿子颂德的生前好友张先生。此时风声日紧,诸多汪伪政府的要员落网。无奈,胡兰成只得由斯家安排,四处躲藏。12月1日,他在斯家太太的筹划下,由斯君和斯家姨太太范秀美陪同,投奔金华傅家。但傅太太年过五十,做事莽撞,吓得他提心吊胆。斯君提出请胡兰成去温州避风,理由是温州有斯君岳母,也是范秀美娘家。12月6日,斯君返归诸暨,范秀美陪胡兰成去温州。两人先去投奔斯君的岳母朱家,胡兰成假称是斯君表兄,姓张名嘉仪。但是只在朱家住了一个月,范秀美将胡兰成带回娘家居住。原因是胡兰成和范秀美已在路上“以身相许”了。这一年,胡兰成三十九岁,范秀美四十岁。范秀美成为了胡兰成的第六任妻子。
  1946年2月,痴情的张爱玲来到了温州,住在中山公园旁的一个旅馆里等待与胡兰成相见。
  胡兰成在温州安身后曾写一信去上海,想不到张爱玲会一路寻来。他写的信由斯君转寄的。张爱玲此次就是先到诸暨,然后再由斯君夫妇陪同前来。胡兰成不敢把与秀美的事告诉她。他白天陪张爱玲,互诉别后之情,也谈小说散文电影时评的经典之作。有时陪她上街购物,在温州城闲逛。但是,胡兰成不曾在旅馆过夜。他自己说,主要是担心被警察查夜而逮捕入狱。有时与秀美一起去见张爱玲。时间一长,聪明的张爱玲还是看出了胡兰成和范秀美的秘密。张爱玲的愁怨痛苦立表脸上,她责问胡兰成:结婚证书上写的“现世安稳”,这几年何曾给过她安稳?胡兰成无言以对。她又逼胡兰成作出选择:跟她回去还是不回去?胡兰成不变应万变,保持沉默无语。张爱玲在温州住了二十天,不见胡兰成答复。临回上海的前一夜,张爱玲坚持要到秀美家拜访一次。秀美有顾虑,胡兰成让她对邻居说是妹妹来看他。果然,张爱玲亲眼看到胡兰成和秀美的生活艰难,善良的张爱玲多少软化了愤怒和委屈的情绪,回上海后还给胡兰成寄来了钱。然而,不几天,胡兰成经丽水又返回了斯家。在斯家楼上待了八个月,写作刚经历的“武汉记”五十万字。后又返回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经打听上海还是没有他容身之地,胡兰成又回到温州秀美家里。此后,他一直隐名埋姓(化名张嘉仪),在温州教书和作文为生。
  1947年5月,胡兰成写信给张爱玲夸耀自己稳定了生计,着手写作“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即山河岁月)。6月初,张爱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回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五、投靠日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兰成参加国庆游行。紧接着,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城市肃清反革命。学校组织师生开会自查,胡兰成被学校罢免教职。1950年3月,他离开温州,先到杭州与秀美和斯太太见面,后到上海爱丁顿公寓寻找张爱玲,但物已易主,不知去向。胡兰成遂于月底逃往香港。9月19日,偷渡日本,船到横滨,扮水手上岸。在东京清水董三家住了十五天,池田赶来见面。胡兰成转到清水市池田家住了半年。开始学习日语。
  1951年3月,胡兰成又迁往日本东京租房居住。在池田和清水等人推荐下,胡兰成重写文章扩大知名度。为增加收入和社会影响,往工厂商社演讲,参加日本朝野各党派团体聚会座谈,发表有关朝鲜战争和东北亚形势的见解。由于反共反华的共同需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顾不得胡兰成的汉奸身份,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日本与他秘密见面。以后何应钦到日本也秘密召见他,要胡兰成将他对美国和日本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看法写成书面文章,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命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写信给胡兰成,表示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东亚局势平静,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胡兰成作为一个“业余政论家”基本上没有活动余地。他的强项,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和预测,日本人不再需要也不允许他说三道四。为此,池田、清水、谷正之也与他渐行渐远。因忍不住寂寞空虚的心灵,胡兰成与房东主妇一枝发生恋情。一枝和他说起战争期间的苦难,背了小孩沿街卖柿子,挣钱补贴家用,而她的男人只顾上班做工,一直冷漠待她。胡兰成心疼可惜,说一枝漂亮,要与她结婚。一枝已为人妻,答复不可。但两人的关系一触即发,勾搭成奸长达三年之久。直到1954年3月,胡兰成与佘爱珍结合才分手。
  佘爱珍是汪伪时期上海黑帮老大吴四宝的老婆,吴四宝遇害后,依靠徒弟李小宝为生。后到香港,住了三年。李小宝赴日本发展时,佘爱珍跟着到了东京,遇到了胡兰成后结为夫妻。结婚头二年,两人仍然分居。由于李小宝贩毒,被日本警察拘捕,遣送回香港。佘爱珍这才真心待他。此时,胡兰成生了一场病,割了盲肠,精力大不如前。佘爱珍服侍照顾左右,还给他抄写誊清了《山河岁月》的原稿。为了生活,她与女儿咪咪一起开酒吧度日。政治上无出路,生计上无着落,胡兰成开始写书。自与爱珍结合后的四年时间,胡兰成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部著述:《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此后十几年,胡兰成黯然失色。但是,仍笔耕不止。直到1974年9月,胡兰成应台湾文化大学之邀到台湾讲学时,才又燃起一点火花。学生朱西宁见他后,竟热情澎湃地写长信给居住美国的张爱玲,一是为张爱玲写传,二为胡兰成解说,想让两位重修旧好。可张爱玲拒绝写传,对胡兰成只字未提,从此与朱西宇也断了音信。胡兰成寄去的书拆都没拆,原封不动地退回。这就是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最终结局。朱西宁是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他还是张爱玲的热烈崇拜者。当1976年5月,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受到台湾文化界的批评,也质疑他的上课资格,被台湾的中国文化学院下逐客令赶出时,朱将胡接回家中。在胡兰成最后的火花熄灭后,11月他离台返日。但令胡兰成尚有一丝安慰的是,朱家为出版他的著作,成立了“三三书坊”。十年后,“三三书坊”为他隆重推出《胡兰成全集》九册。
  胡兰成虽日渐老迈,但还是不忘世事国情。中国大陆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他又写万言书给邓小平,力陈改善两岸关系。1981年7月25日,中午时分,胡兰成出门寄信回家后冲了个冷水澡,躺下休息时随即因心脏衰竭去世。弥留之际,仅佘爱珍和佘的女儿咪咪陪伴身边。胡兰成卒后,葬于东京福生,墓碑上刻有胡兰成生前自书的“幽兰”二字。
  (本文作者:商华水:嵊州市同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钱校林:现为嵊州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注:本文根据张桂华著《胡兰成传》、胡兰成著《今生今死》两书及访问知情人采写而成。

胡纪元谈胡兰成:我父亲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在日本时的胡兰成

胡兰成的子女们,最高者为阿启

2009年夏,作者和胡纪元先生在南京康盛花园(王一秋 摄)


    八月的南京,果然是一座火炉。
    在玉兰路康盛花园的一幢公寓里,听说我们要来,胡兰成的幼子胡纪元先生很兴奋,早早就发来详细地址,人还没到,两杯茶就泡好了,茶几上摆着葡萄、李子、桃子。
    胡兰成身后,一共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育有胡宁生、胡纪元、胡小芸、胡先知。胡纪元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父亲给他取名纪 元,乳名宝宝,三个月大时父亲带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胡纪元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2年,1951年父亲赴日后,他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读书,后到四川东方电 机厂工作,1998年退休定居南京。
    老先生住在顶楼,复式楼,“女儿结婚去加拿大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这边安静,空气好”。而家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钢琴、唱片机。
    退休后赋闲在家,老先生写了很多歌,《大亚湾观日出》、《山行》、《江南小调》。兴致来了,老人拿出歌本,翻到《山行》,标题下写的是“词杜牧,曲胡纪元”。我对比着念出来,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几分矜持和自嘲,好像沾了杜牧很大的光。
    这表情,是不是胡兰成所说的,看到自己本来面目后的不好意思?
    老先生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了一遍,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老派。“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和妈妈的影响”。老伴谈阿姨退休前,是幼儿老师,也能唱,“你也唱一个,唱一个嘛”,胡先生催促她,谈阿姨拗不过,也唱了一个,慈祥,欢快。
    这样的味道,只有经过风霜的老人唱得出,沧桑后的欢快,更弥足珍贵。
    “走, 到楼上,我给你看个片子”,老先生健步上楼,熟练地搜索,打开视频。一看,是凤凰卫视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何亮亮在介绍薛仁明在台湾新出的《天地之 始》,第一本正面评价胡兰成的书,朱天文作的序,老先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们看完。楼上是书房,一张大书柜,一层一层摆满了书,一看,有张爱玲的、余秋雨 的。书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脑,隔窗有个小阳台,种了很多花草,爬山虎爬满窗户,绿意蔓延到房间里来。
    往下看,是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还有儿童乐园,雨花台景区也在不远处。
    老先生在阳台上种了蔬菜花草,“喏,这些土都是我从下面背上来的。”爬满一面墙壁的爬山虎,绿叶葱茏,枝枝蔓蔓,淡黄色的小花辉映其间,看一眼,便消了一分暑气。
    下楼后不一会又上楼,来来往往,如是几次。
    “你看你看,这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丝瓜,天然的。”老先生拉开冰箱,拿出两根丝瓜,
    食品袋里的丝瓜,瘦瘦长长,明显没有菜市场里的个头大,但是结实,没有污染过。老先生还在家里养了只乌龟,“养了20多年了,在四川时就养了,我叫它健健”,说话时老人拿出一枚乌龟蛋,“喏,这是我们家健健下的”,眉眼里都是得意,像个70岁的孩子。
    聊起父亲胡兰成,老先生说着说着,有时停下来,会磕磕巴巴,也会思索良久,是年纪大了言语跟不上思维,还是怕用辞不准误会了意思?但他心底是自豪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父亲的学说厉害”,而说到兴头上,或一语点中他所想,老先生亦不免哈哈大笑。
    生活在南京,老先生有时候经常去听各种学术讲座,“上次陈子善来讲《小团圆》,我也去听了,他还来看我”,而南京大学也是他的常去之所,“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些学者现在研究民国很客观了”,一旁的书桌上,则摆着一本南京大学的《民国研究》。
    退休以后,老先生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一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如今,老先生把这作为一项使命。
    言谈之间,老先生转去里屋,拿出薛仁明寄来的《天地之始》,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
    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呢,其人难鉴,其心谁知?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
    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 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 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
    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
    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
    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所以他躲得过雷霆之劫,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 还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要成就一番江山大业。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 和文艺家到底比不了。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
    泱泱大国,五千华年,中国向来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
    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者,无论国或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在两岸几乎是人见必唾,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
    但我想,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前次陈丹青与梁文道对谈,说到这一点时,丹青先生也用了“轻佻”一词,事实诚如此,在对历史无知无识的状态中,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岛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汪精卫《慷慨篇》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然而精卫填海,却终究连水花都溅不起一朵,大浪滔天,海底下的西山之木石安在?只恨中国人自古道德成癖,仅晓大义、大是、大非,却不明什么叫大知、大慈、大悲,什么叫以身饲虎,以救万民。
    1946年1月,中山陵梅花山上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尸体被焚烧,真的是应验了他27岁那年刺杀摄政王未成,在狱中吟就的那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而英雄蹈海,死无葬身之地,骂名滚滚来,地下他若有知会不会呜咽鸣冤?
    今日的国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乱世晨昏、兵败逃亡或累卵之危,亦没有经历过刀丛里觅生活的流亡奔逃,当然不会对彼时当日的杀身之祸有切肤之感,自然不理解汪氏 谋和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尽可以讲些无关痛痒却高标大义道德的风凉话,而我每每读汪精卫于名古屋之遗嘱和《双照楼词稿》,为其于民生国事用心之切之诚,竟 要潸然泪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
    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
    而在我们熟知成诵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
    谈美丽园岁月
    林东林:还记得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么?
    胡纪元:那时候我家住在美丽园28号,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整幢楼都归我家住。
    父亲母亲和宁生哥住三楼东间,西间有个阳台,常有家乡的客人来住。三楼中间有个卫生间,北面有几级踏步可上到顶层的露天晒台,我和青芸姐住二楼东间,西间是父亲的书房,二楼中间也是一卫生间。一楼东间阿启大哥住,西间是餐厅兼教室,墙上挂有一块黑板。
    林东林: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还教你们读书识字?
    胡纪元: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教我唱童谣儿歌,学他打太极拳,看他写毛笔字、下围棋,那时候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哥哥姐姐读书了,那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 他朱先生,四十多岁,团形脸,上唇下巴上都留有胡子,常穿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来了就在餐厅上课,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 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
    可惜朱先生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林东林:您父亲最喜欢阿启,阿启是不是和您父亲很像?
    胡纪元:他喜欢诗文,多愁善感。那时他在读高中,不肯去学校了,天天在家自学。
    他常与路易士谈论诗歌,写了一本诗集还印成了书。阿启大哥画钢笔画铅笔画,了了几笔画啥像啥,他喜欢画人和上海的街景。那时我家里有张爱玲亲笔的画稿,阿启 大哥看了,说这都是她随便画着玩的,看像什么人就给他一个名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爱玲的手稿有什么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还能翻出来一些,后来经过 各种运动就荡然无存了。
    阿启大哥英文学得很好,很厚的英文名著读得心神陶醉,有一次他读着读着,惋惜地对我说这个姐姐死在马车下了。阿启大哥还喜欢读尼采的书,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洗手间的一面墙上用毛笔字写了:灵魂比剑更强;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
    林东林:阿启对父亲当时的处境了解么?
    胡纪元:阿启比我大十多岁了,他就了解一些,我们还小。
    有一次,阿启大哥与父亲讲话,阿启大哥对爸爸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吗?”爸爸就很严肃地说:“20世纪无亡国,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
    然后就讲了一套理论,讲的什么就不记得了。父亲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就是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许多先见之明的看法。
    林东林:青芸的弟弟胡绍钟当时也在你们家住吧?
    胡纪元:绍钟哥那时念上海交大,也喜欢看书。一次他带回来一麻袋书,放下就走了,阿启大哥把书翻出来,摊在地上看。绍钟哥回来看到,气冲冲地要他收拾好。阿启大哥没听,绍钟哥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响亮,打得他差点跌倒,又把他逼到墙角打了几拳。
    阿启大哥脸都肿得变了形,见到我时却微笑着,从此他在卧室挂了个用枕头做成的靶,要我和他练习拳击,还买了拉伸弹簧和亚铃,说身体强壮了就不会挨打。
    后来我到浙江一个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书,阿启大哥和绍钟哥都在这小学教书,校长是沈力行。学校在离城镇很远的乡下,但校舍却很漂亮,有小桥流水,很美的田园风光。阿启大哥常带我去林边河边散步,清沏的河水中有小鱼小虾,水边的石块长满很滑的青苔。
    一天阿启大哥对沈校长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我的头脑里也长青苔了”。
    林东林:对青芸姐什么印象?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多次提到青芸。
    胡纪元:青芸姐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她就跟着我爸爸,青芸姐后来在我们家操持家务,我们家五个小孩,她自己五个小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青芸姐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她经常翻看。她会买些中药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她也能抚养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她80岁时还寄了一本食补的书给我。
    青芸姐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 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 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林东林:青芸现在94岁了,身体怎么样?
    胡纪元:青芸姐很豪爽很豪放的,大声的笑啊,很开朗的,嗯,94岁了。青芸姐记性好得很,小时候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年人从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楚。
    她有时会想出些非常聪明的主意来,越老越聪明,一点不胡涂。她也很关心我,会打电话给我,会问很多事,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打,她就会打电话给我。
    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不小心摔跤后就骨折了,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 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的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 的,就这么奇怪。
    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林东林:见到过路易士么,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纪弦?
    胡纪元:路易士是我家常客,每次来都与大哥谈论诗歌,阿启大哥喜欢诗歌。
    大哥拿自已的诗请路易士评点,我也听不懂,只记得有“晚饭的青莱汤……爱云的奇人……她坐着像一幅画……”等,两人神情极富戏剧性,生动有趣不亚于看卓别林的哑剧。
    路易士清瘦高挑,腰板挺直,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脸色营养不良。他每次来,青芸姐都说要加点好莱,留他吃饭。路易士讲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容易激动,激动时话语就不连贯,伴随有习惯性的语气词。
    在我家败落后,他是我最后不再见到的人之一。
    林东林:家里经常会有些什么人来往走动?
    胡纪元: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都是一些搞文艺的。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
    胡金人有一幅画画的是中山陵秋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延,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胡金人,身材比父亲略矮,眉清目秀,讲话细声慢语,他妻子有肺结核。胡金人靠卖画为生,与路易士差不多,生活都很拮据,父亲经常帮助他们。
    斯先生在我家住过,每天都练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我最早都从他练唱中听到。我家对面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三楼能看到日本兵操练,有柔道摔 交、用木棒对刺、唱日本军歌,夏天里日本兵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歌曲,日本兵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毫无忌讳,也 只有我父亲这样敢想敢为。
    谈父亲胡兰成
    林东林:在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我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他回到美丽园家中,常常会到楼下大门外打太极拳,精力很集中,动作也很舒展潇洒,我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
    我父亲喜欢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青芸姐(胡兰成侄女,为其操持家务)站在一边讲家里的事情,父亲听着,有时会冒出一句:“不要啰嗦,简短点!”
    林东林:小时候和父亲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胡纪元:现在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还有一次是我在大门旁玩,快到中午吃饭时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对青芸姐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吃饭时我坐父亲身边,女佣端上一大碗清 水小荷叶汤,父亲舀起有点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 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道菜。
    30多年后,父亲已是晚年了,有一次我给他的信中提到幼年吃小荷叶汤,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也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是他吃过的最后一次。
    林东林:据说在美丽园时,您母亲全慧文与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听青芸姐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冲上去要纠缠他,父亲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了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就像磐石不动,仍在专心写文章。父亲有惊人的定力。
    但是我父亲对我母亲是很好的,父亲从广西回胡村老家时,村里人看到我父母相敬如宾,很亲热的。这些是我出生前的故事,是青芸姐告诉我的,但我从未见父母吵过架。
    林东林:还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么?
    胡纪元:1950年,我和父亲见过最后一面,在熊剑东家里,熊剑东死了,熊太太在家。
    那时候,我脸上有一小块伤痕,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父亲看见了,一边抚摩一边轻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 外国去读书。又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又拿出一盒桃核牛轧糖分 给我们吃,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从那以后,他就给我们写写信,偶尔会寄点照片来,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林东林:后来呢,到日本后胡兰成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饿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 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 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了信,父亲立即给她回了信。
    我也写信给父亲,爸爸就寄钱和食物给我们,在三年饥饿时期我身体不好,父亲很关心我,他还写信想办法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现在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非常有感情。
    我妈妈那时已经过世了,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所以还把钱寄到胡村。我父亲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他还是一直记挂着我妈妈的。
    林东林: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时,您知道情况么?
    胡纪元:我父亲是1981年的7月25号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过信,信里面还说要我孝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身体什么的也还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里我突然很不舒服,我梦见我爸爸,第二天就拿起来信看。后来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好去日本出差,前一天还去看我父亲,第二天再 去时家里就办丧事了,我父亲就去世了,一算,正好是我做梦的那天。第二年,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哥哥宁生去了日本,见到了佘爱珍和我父亲的养女晋 明,我没有去。
    林东林:对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我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或者说有灵感,他意志特别坚强,有人虽然不理解他,但是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这种流亡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写文章。
    几年前我到胡村去,上辈人讲起我父亲小时候,说门口有迎亲的队伍经过,很热闹,小孩大人都出去看,有一个我爸的叔叔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正看《三国演义》,一个人静静的在看书。那位叔叔说,哎呀,这小孩真不得了,咳,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从小他就跟常人不一样,很有志气,这志气就是老天爷赋予他的。
    林东林:您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那就是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只活了59岁,也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
    青芸姐说爷爷会看相,他看到七个儿子中就是第三个和第六个能成大事,老三就是青芸姐的父亲,老六就是我父亲。爷爷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武一个是文,后来我三伯伯去当兵做了一个小官,但是我爷爷说出头太早是不好的,后来三伯伯不久就病故了。
    我爷爷对我爸爸有一个评说,就是说“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会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就是说兰花在外面,香风从外面吹到屋子里来。这是我爷爷对我爸爸的评语,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蛮准的。
    林东林:看您也经常写写文章,有为胡兰成写书立传的打算么?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有人能超越得了,而他后半生也有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
    他就像包容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一切是那样的了然,又是那样的神秘。
    谈张爱玲
    林东林:住在美丽园的时候,也会经常见到张爱玲吧?
    胡纪元: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张爱玲。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小孩子觉得很高的,看到下面电车跑来跑 去的。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当时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张爱玲就拿出了切好的面包和花生酱,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先给我一 片。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印象中,张爱玲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林东林: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她来过我们家的,抗战刚胜利时家里面大人都不在,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那时我父亲跑掉了,到温州藏起来,跑掉了以后,张爱玲到我家来找我父亲,青芸姐在门口跟她讲话,张爱玲也没有到房间里面来,就在门口讲话,她的表情很忧郁的。
    林东林: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她比较严肃,一般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她和我父亲之间话就特别多,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里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张爱玲我不怕,但张爱玲也不会逗我玩。
    她穿戴很特别,我虽然没有看过她做衣服,但是她的服饰很讲究。
    林东林:《小团圆》您看了吧,觉得怎么样?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在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已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不过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因为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细节我是知道的,是真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是对的。
    林东林:《小团圆》里所写的和您记忆中的事一致么?
    胡纪元: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我父亲到美丽园家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的描写是真实的。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宁生哥住东间。她说的东西很乱、她睡的那间,是带阳台的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那里玩,东西给我们弄得很乱。这些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林东林:《她从海上来》里的赵文瑄和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小团圆》有个场景,说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开门,还骂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
    这一点与赵文瑄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那股儒雅之气,张爱玲写的则是他那种倔强和硬。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他的臂力也是过人的。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也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但父亲的手掌却血色充盈,皮肤薄得就像会渗出血来,极柔软。
    有一次父亲对青芸姐说,男人手软是福相,而女人手软是好妾,手硬是好妻。
    林东林: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是大海,张爱玲则是大海中的岛屿。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是根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到浙江去,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 事,做官做惯的人做不出来,很生硬,一下子就会被周围的人揪出来。我父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他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就是最最 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却难以学到我父亲的好处。
    在一定时期,他们能起到互补作用,但最终会各自发展,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胡兰成与日本
    林东林:日本人对胡兰成一直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对胡兰成非常尊崇,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伟大使者。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三天之内要杀他,日本人特们还去营救我父亲。
    林东林:那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我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他在日本期间,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很麻烦,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他不肯,很坚决,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直到去世拿的都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林东林:您觉得日本人当年是在利用他么?
    胡纪元:应该反过来说,是他在利用日本人,利用日本的进步势力为人民做好事。他关于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的文章在日本军官中广泛传播,比军事打击更能促使日军失败。
    日本人没有他高明,利用不了他。
    林东林:汪精卫把您父亲关起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救他?
    胡纪元:是这样,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 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由日本大使馆译呈 东京,近卫文磨、石原莞尓,还有日本外务省都很重视,日本军部还普遍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
    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在南京被捕入狱。
    林东林:据青芸说,营救您父亲这件事是她参与的?
    胡纪元:是青芸姐,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后,连夜赶往南京,跟池田说我父亲被汪精卫抓去了,要在三日之内杀头,池田就举行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由池田牵头营救。
    但林柏生(时任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是池田逼迫林柏生,要派宪兵队武装出动,林柏生才向汪精卫要手令放了我父亲,他就这样出狱了,一共坐了48天 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我父亲在酒席上提出两项建议:设法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 果然一口答应,二月一日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方面。
    林东林:那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那时日本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冒着生命代价来营救敢说真话的胡兰成。日本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人为干预,马上 从中国撤兵,采纳父亲的建议,日本就有可能免受两颗原子弹,国民党也可避免失去大陆,两国人民不但免受后来的浩劫,也可减少两国间的宿怨遣恨,历史或许就 会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事后再来想,说明我父亲当年很多想法都是具有远见的,只是在当时没有被人所理解。当然,历史不可能后悔,再重来一次更是不可能,但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可能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会蕴藏在后继的过程中,只有认真反省才能避免遭受新的浩劫。
    林东林:后来胡兰成在日本,汤川秀树、冈洁等大学者为什么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冈洁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东西,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物理学、数学的,从那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
    胡兰成与汪精卫政权
    林东林:胡兰成在汪政权中的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过一个比喻,这就像歹徒劫持了小学校,逃走的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人是为了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真相就这样简明,只有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才能明白。
    其实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林东林:那么因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很多人在骂胡兰成是汉奸?
    胡纪元:诋毁我父亲的人,到现在都举不出一件事实能证明他有损民族尊严,只能从谎言不断重复就是真理的假设的罪恶形象中主观臆造出来所谓的汉奸空帽子。在大时代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伴而生的,坏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太平盛世时也有不少。
    诋毁一个人的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最有效的实验——就是让不懂事的小孩相信她就是狼外婆。狼外婆是有的,但谁是狼外婆?小孩只相信大人,但应该相信哪个大人说的呢?
    林东林:可您父亲也毕竟也参加了汪政权啊,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怎样?
    胡纪元: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在船偏离航道时需纠偏的力的方向如果正好是目的的方向,是达不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合力的方向才能使船达到目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林东林:对汪精卫这个人,您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但是对汪精卫这个人呢,我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前期确实做到了为革命流血牺牲,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后期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从他的性格来看,是要 维持沦陷区的人的生存,减少沦陷区的人民的痛苦,这个代价呢,就是很严重的,你不但搭上生命,还愿意拿出所有的名声,即使背上滚滚骂名,即使被你们误会, 他还是要去做。
    汪精卫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是想真心诚意地要想为老百姓减少痛苦,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山海经》里精卫鸟填海的那种精神,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给他写过一首诗:“日月光华照天地,精卫填海魂归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非曲直乃天意。”
    但是汪精卫被日本人骗了,他手下一班人,也是出于什么目的的都有。
    林东林:汪政权快垮台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家里有没有找退路什么的?
    胡纪元:小孩子实际上是有一种感觉的,但也没想到要自保什么的。
    就是到了抗战快胜利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家中好像有一种荒荒的感觉,因为我父亲也很少回来,青芸姐经常到外面去,几个小孩在家里,那时候有两个女佣在管我们,吃饭也很自由,早饭放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吃很长时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也没人管我。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玩,我们的花园外面有铁门,里面的大门是开的,太阳照进来,如果门的影子正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有一次影子还没正,花园的铁门开着, 走进来一个日本军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身来说,你们家大人在吗?我说,大人不在家都出去了。他就退到门外,面对我家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之后就走了,后来知道是来告别的,他又回去了,也没见到我父亲,那时大概已有不少日本人很敬佩他。
    林东林:有想过为那段历史,为您父亲平反吗?
    胡纪元:平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承认历史的、正统的一个主宰,你是被主宰的,平反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补偿,得到一些好处。最关键的,我现在这样 讲,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要平反,而是要争取一种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可以讲我的理由,大家可以同时讲,历史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抗战也 是主战、主和两派嘛!
    但是呢,从政治家来说呢,都要标榜一种民族大义啊,把留在沦陷区的人民,都看成是汉奸,而且老百姓呢看成是伪 民,抗战胜利后重庆那些接受大员,没有把沦陷区那些维持老百姓治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么这样呢,沿海地区的接收就不顺利,后来引起通 货膨胀什么的,国民党的失败呢,就是他的气度太小了,很多东西他容不下,但是后来共产党就有这个气度,建国后很多国民党大员都被接收了,安排了位置。
    胡兰成与中国文化
    林东林:据说您一直在整理胡兰成的著作?
    胡纪元:我就是收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包括余秋雨和科学院的学者我也寄过,当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照样寄,寄得最多的是《论建 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 兴趣,会去研究他。
    我现在身体还好,能跑跑,我就喜欢到学校里去看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对我父亲的文章感兴趣的很多,而一些所谓教授派的人反而是很保守的,自己甘于在象牙塔里占据一席地位,不越雷池一步,嗯,他们的障碍太多,年轻人反而能吸收新的观点。
    林东林:您现在整理父亲的著作,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理解么?
    胡纪元:我父亲很多观点,他都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有周易和禅在里面。我父亲说,文明来自“无”,西方只悟得了“有”,还没有悟到“无”,所以算不上最好的文明。
    要真正理解我父亲,不能只看他一本书,要把他很多书都看,才知道他整个想法什么样,他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把他每句话都奉若神明,他有 些说法并不是事实上马上就会实现的。我是这样,并不绝对相信他的每个结论,但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法姿,我觉得就是 一种大的信仰,就是一种坐标系统,有了这个参考,你就知道自已在什么位置,就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理解了。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我相信我父亲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才是正宗的,正统的文明史,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是旁流,到最后都要回到正统里来的。
    林东林:现在很多人也欣赏胡兰成的,陈丹青、阿城、陈村、朱天文他们?
    胡纪元:上一次于丹到南京来,她到南京来演讲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也去买了她的书,顺便就把朱天文主编的胡兰成著作的光盘送给她,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我还引用了父亲在《今日何日兮》里“遂志赋”的一段话:
    天才者,一艺易知,大道难闻。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与岗洁,是因其民族没有像中国人的自己发明易经与礼乐之事,与中国历史的情操,做他们思考的背景。可见,也不是到了老年即可成就,我是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
    我对于丹说,我说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你的底蕴,你的岁月也真可贵重了。于丹看了说,啊,你是胡兰成的儿子啊,她站了起来惊讶地说,胡兰成是个大才子,真是个大才子啊。就是像于丹这样的人,对我父亲也是非常敬重的。
    林东林:早年胡兰成还研究经济学?
    胡纪元:他对经济学研究得很深,他最初出道的时候的论文就是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手工业的关税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上海,我床底下都是日本精装的 经济学的书,日文我虽然不懂,但是“经济学”三个中国字还是能认出来的,他对经济学研究非常深的,现在经济危机啊,他都有过预言,有些预言他是用象征的、 比喻的方法来说的。
    林东林:您父亲的经济学思想也是和文化掺杂在一起的?
    胡纪元:他有一个观点叫“产国主义”,产国主义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候苏联还是蛮强大的嘛,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都是经济的动物,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物欲横流,破坏家庭,破坏人的思想道德。
    他认为要消除产国主义的毛病,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他提出将来的社会要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工业为辅,以人的德性来修正 产业,而不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以人的德性来迁就产业发展,机器生产呢,保证你不饿到、不冻到,而要更多的享受呢,你就要靠手工业去实现。人家以为我父亲提 出这个,是不讲科学,否定科学,但是我父亲对科学研究得很深,他晚年很多时间都在研究科学。
    这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观点,比较终极关怀,关心人在精神上落脚的地方。
    林东林:李欧梵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您什么看法?
    胡纪元:亦舒也有呀,亦舒还写了《胡兰成的下作》,审美观各人不必强求统一。
    另外就是,计算机只会按软件程序,按照指令处理输入的信息,只是已有信息的逻辑延伸,只能向已知挑战,不能向未知挑战。只有能悟识的人才能向未知挑战。
    我父亲的著作,对只会像计算机一样做学问的人,考证得再多再细,不懂的还是不懂。只有悟得万事万物之理相通的人,才会相信真学问是可以自证的,是可以与大自然一体的。我父亲就像是大自然的赤子,有人说他是最健康的中国人,大自然给了他最健康的基因。
    我父亲是用一生的修行和作为展现了大自然的德性,报答了大自然对他的养育之恩。
    林东林: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自称他是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我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回国的意思。
    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在历史上能有几人?
    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和谐的,我父亲就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备注:此文曾以《胡纪元: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在南方人物周刊节选以1 /3篇幅发表,这里是全本,有一些值得咀嚼和分享的细节部分,所以今次再发出来。
胡兰成六个子女今何在?长子文革时自杀身
来源:现代快报  记者:白雁 胡玉梅
胡兰成和第二任太太全慧文合影 本版图片由胡纪元提供
    幼年时的兄弟姐妹们,中间站立的大哥胡启已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本版图片由胡纪元提供
    近几年来,随着胡兰成的著作在中国内地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多元的眼光看待他。他是无情的荡子;他是多情的才子;他是充满智慧的参禅者。一顶“汉奸”的帽子,再也不足以装下胡兰成。
    2010年暮春,记者无意中得知,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先生就生活在南京。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胡兰成是什么样子?与父亲有过一段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在胡纪元眼中又是什么模样?这么多年来,胡纪元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带着一丝好奇,记者来到了胡纪元位于宁南花神湖畔的家中。
    关于父亲
    对胡兰成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晚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今生今世》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胡兰成用一支妩媚的生花妙笔,写尽了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在书中,胡兰成还提到了长子阿启(胡启)。书中,胡兰成讲到,他离开内地时,宝宝才刚12岁,这个宝宝,指的正是幼子胡纪元。
    关于母亲,父亲的自传里一笔带过
    “阿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母亲叫全慧文。”胡纪元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全慧文是胡兰成的第二个太太,为胡兰成养育了两儿、两女。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在自传中,胡兰成虽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生命中的女人,关于全慧文,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于父亲的这种沉默,胡纪元觉得:“我想,他是担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纪元1939年出生在香港,几个月后便随父母回到上海,“7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其间还去浙江住过将近两年。偶尔,我们也会来南京小住,我家当时就在丹凤街的石婆婆巷。”
    在上海,胡纪元住在胡兰成文中多次提到的美丽园家中。“父亲那时候常常在家里写毛笔字,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铺开一张纸,桌面上简简单单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在家里下棋。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
    在胡纪元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慈祥的:“一次,我在大门旁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带着一包小荷叶回来了。那天中午,我们吃到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很小,一汤匙仅能装两个。父亲说小荷叶又清香又消暑,喊我们都吃。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我知道他喜欢小荷叶,想从中国邮寄一些给他,他却不要。”
    对胡纪元来说,在上海的幸福是短暂的。抗战后期,胡兰成去武汉,后来隐在民间达4年之久。
    儿时家中常有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胡兰成回过上海,他是和家人来作告别。那一年,胡纪元12岁。“他当时的身份特殊,因此是隐姓埋名回来看我们。不久后,他就孤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
    1952年,胡纪元的母亲全慧文去世了。“那时候,在日本的父亲一直在联系我们,他还寄了钱和食物到浙江老家。”
    关于父亲早年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那一段历史,胡纪元的记忆和众所熟知的略有不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家中常有人来,还在我家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我家对面不远处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就能看见日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日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我家中有人唱这些歌,他们一定听得到,但父亲好像就是那么无所顾忌。另外,据我所知,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期间,常常要为居留去办许多复杂的手续,有人就劝他入日本国籍,他却不肯。直到去世,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护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哥哥的同事去日本,父亲请那位同事吃饭。同事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和父亲走在街上,几乎沿途的日本人都认识父亲。父亲晚年出门总是穿一袭长衫,典型的中国打扮。”
    1981年7月,胡兰成在日本病逝。此前30年,此后30年,父亲只是胡纪元梦里的一个影子。
胡纪元(右一)和哥哥、姐姐(右二)、妹妹在一起
    关于兄弟姐妹们
    胡兰成共有六个子女,除了长子胡启已经去世,其他五位子女有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生活在南京
    “文革中,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胡纪元刚刚在南京大学听过一个讲座。他爱学习,并且乐此不疲,手机、相机、电脑、MP5这些年轻人的爱物,他样样玩得转;英语、填词、作曲、弹琴,这些一般人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也样样喜爱。
    “我1959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前为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曾遇到些麻烦,“在‘文革’高潮中我属黑五类子女,但我却没受到皮肉之苦的批斗,因为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的感情生活也不太顺利,直到30岁时,才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也就是现在的爱人。1998年,在四川退休后,胡纪元决定回到南京定居。“我爱人是南京人,而且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南京,于是我也带着家人回来了。”
    就这样,胡纪元把家安在了雨花台以南的一个小区里。
    胡纪元有一盘父亲的录像带,是父亲晚年在日本拍摄的。片子是日文的,胡纪元听不明白,但这不影响他的理解,“你看,这照片是父亲在给日本人讲书法。这个,是父亲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人喜欢请他吃饭,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很上进,就不愿意参加这种饭局了。这是父亲在午休,你看,他老了以后,胳膊还是很粗,身体不错。”
    胡纪元把鼠标定格在父亲脸上,然后一圈一圈地挪移,电子照片上的父亲仿佛触手可及。
    父亲的文章看多了,胡纪元也喜欢上了写东西,他写出的东西,与胡兰成竟然有几分相似。就连胡兰成的学生、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会常常发来短信,鼓励这位“同门师弟”。
    朱天文还曾来南京探访过胡纪元,“她带了很多书给我,大都是和我父亲有关的,那些书我都放在卧室。”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多做评论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此后,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等书相继出版。
    父亲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胡纪元总是第一时间关注到,并一一告诉在南京的哥哥和妹妹。“姐姐在香港,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还有如今生活在日本的小妹,我也会打电话告诉她。”
    胡兰成的六个儿女,长子胡启是早年娶的夫人唐玉凤所生。在日本的小女儿是自幼被收养的。其余四个儿女,都是第二位夫人全慧文所生。“我大哥胡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我母亲生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中科院研究员。妹妹曾经在南京的一个农校当农工,后来在中学任会计至退休。姐姐上世纪80年代去了香港。我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意多做评论,“实在说不清,也就少说,或者不说。”
    “营救过父亲的青芸姐不久前去世了”
    了解汪伪政府历史的人,都熟悉一个情节:抗战末期,汪精卫与胡兰成失和,汪曾一度将胡兰成关押在颐和路的监狱内。当时,汪伪政府的内讧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后来,在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池田笃纪的强烈干涉下,汪精卫才释放了胡兰成。
    关于这次胡兰成的被成功营救,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就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出了大力气。
    “青芸姐是我伯父的女儿,她早年丧母,继母待她不好。我母亲生病后,父亲就将青芸姐接到上海,来照顾家人的生活。我父亲被汪精卫关起来以后,青芸姐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池田笃纪,请他出手相救,父亲才得以保命。”
    自从胡兰成离开中国内地后,胡青芸一直生活在上海,“今年1月24日,青芸姐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才女张爱玲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话题
    关于张爱玲
    说起胡兰成,总撇不开张爱玲。她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人。他和张爱玲那一段“缠夹得奇怪”的倾城之恋,曾经让无数张迷费尽心思考证,力图把薄情荡子从张爱玲的生命里剔除。然而,事实是无法争辩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为何爱上了颇有争议的胡兰成?而对于父亲胡兰成的这位红颜知己,孩子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上世纪40年代,一代才女张爱玲邂逅多情荡子胡兰成,演绎出一段奇缘。随着抗战结束,胡兰成的安逸生活到头,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张爱玲


    据胡纪元回忆,在父亲与张爱玲结识后的交往期间,张爱玲曾多次来家中做客,父亲胡兰成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幼年时父亲带我去张爱玲家,五岁的孩子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大,张爱玲住在六楼,比美丽园三楼的家高得多,看到窗外的景色使我好奇而兴奋。父亲和张爱玲聊得很高兴,张爱玲的手拍拍父亲的头,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很开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已七旬的父亲在台湾时,正值花季的侄孙女晓文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淘气好动的晓文看着父亲的大脑袋突发奇想,觉得里面充满神秘,用手拍拍,笑着说,‘张爱玲也拍过你的头’,两人也笑得很开心。那时晓文已读过《今生今世》,知道张爱玲对父亲说过:‘你这人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聪明,像上海人说的,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知道胡兰成不会与全慧文离婚,但张爱玲还是投身这场恋爱了。“我那时太小,还没有什么审美观,但是我也知道张爱玲是个穿戴很特别的人。青芸姐和她年纪差不多,对她的事情记得的颇多。青芸姐说,张爱玲个子很高,比父亲还高,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那种气质很特别。青芸姐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穿短旗袍,总是奇装异服。”
    去年,张爱玲的《小团圆》问世,胡纪元仔细读了,“书里讲的一些细节,和我的记忆是吻合的。比如,她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到我家里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了一会儿,母亲推开门和她见了一面。当时我家室内的布置与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颇似。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有大量线装古书和精装的英文日文书,也有张爱玲的书、画和杂志,和大量白稿子 ,但不知有何用处,更不知有何价值。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几辆货车搬运走了。”
    文中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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