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籍“胡司令”的两面人生

来源：岳阳日报  作者：王幼飞

出身贫苦 当兵谋生

    在洞庭湖东岸，有一个湖汊，临靠长沙至岳阳水运的必经要道，有小山环护，为舟船躲风避险之地。随着渔民来往，舟船停泊，逐渐人气热聚，成为渔民出湖的渡口、渔货交易的码头，形成了千年水运古镇。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贬谪岭南,曾乘舟过此，远望伸入湖心的山嘴,指而言曰:“此鹿角也。”此地因而得名鹿角港，现名鹿角镇，属岳阳县管辖。
    在黄茅港的湖汊边，有一座小山，叫凤凰咀，往东南山丘连绵逶迤，传说称为“九龙十扒”之地，日后会有“敖人”出。先前有人在山坡挖土开窑，烧制陶器，使此地龙脉受损，风水破败，没能出“敖人”。谁也没有想到，在湖汊北山的胡家屋场，却出了一个风云人物，他就是京剧《沙家浜》里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
    走进鹿角镇，打听胡肇汉的老家族亲，颇费周折。一路上，我们问劳作的年轻男子、路边店里的年轻女子：“看过电影《沙家浜》吗？”“晓得戏里的胡司令吗？”他们都异口同声：“冒看过”，“不晓得”。
    在鹿角村的黎家屋场，询问几个老年人，他们争相答应：“看过《沙家浜》，晓得晓得。”向他们打听“胡司令”时，有人立即说：“胡司令就是我们这里的胡肇汉咧！”
    我们追问为何知道戏里的胡司令就是这里的胡肇汉？有人答：“听人家讲的，胡肇汉是当过司令。”住在黄茅港湖汊边的56岁的村民李军勇说得稍具体点：“‘文革’时看电影《沙家浜》，好像听有人讲‘胡司令演得不像，胡肇汉冒这样胖’。那时好多人晓得胡司令是咯鹿角地方的人，都不敢明说，怕惹事。”想再细问，他说搞不太清。
    我们决心去找到胡肇汉的嫡亲族人。在毛家湖渔场任建勤老人的带引下，在一片鱼池岸墈上的平房里，见到从胡家老屋里搬出来居住的周小羊。
    进屋后，顾不上吃她热情端上的西瓜，就问：“你晓得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吗？”她利索地回答：“晓得，他是我哩伯伯胡肇汉啦。”她是胡肇汉的嫡亲侄媳，年已66岁，文革中看过电影《沙家浜》。
    再问：“你为何晓得那个胡司令就是你伯伯胡肇汉呢？”
    她讲了“认为是”的几个原由：一是文革那时看电影《沙家浜》，鹿角有个人看戏时说：“胡司令就是咯地方的胡肇汉，演得不像。”这个人曾在胡肇汉身边当过参谋，他知道胡肇汉很精瘦，而戏里的胡司令肥胖，不像。他一下就看出戏中的胡司令就是讲胡肇汉的事。二是有个堂侄曾于解放前去苏州找过胡肇汉，治愈了腰痛病，晓得他在那边被喊“胡司令”。三是“文革”中搞清查，公社派人去苏州那边调查过，也查实胡肇汉确实在那边当过司令。
    听她这么说，《沙家浜》中的“胡司令”胡传魁，确实是与鹿角人胡肇汉有关了。
    有报道称，在那同一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在沙家浜地区放映时，一些社员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说：“他不就是被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过去在沙家浜阳澄湖地区，对胡司令胡肇汉的事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据有关创作人员的访谈介绍，《沙家浜》戏中的“胡司令”胡传魁，是以胡肇汉为原型创作的。因为，在新四军未到阳澄湖地区之前，可以说胡肇汉是各路土匪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称救国军司令。由此，“胡司令”胡传魁确实是以鹿角人胡肇汉为原型，是毋庸置疑的。

胡肇汉为何去到苏常地带当上司令，混得那样出名呢？

    在胡姓族居的红旗村胡家窑大屋场，年高92岁的胡亚南老人回忆，那兵荒马乱年头，村里被抓壮丁，跟着当兵，去了不少，有的一去再无音讯。提起胡肇汉在家时有湘藩、细丙等几个名字，老人记不得了。接连打听年过八旬的乡邻，也都不记得胡肇汉在家时的情况。周小羊回忆，她嫁到胡家时，胡肇汉已被镇压多年，很少听人讲过伯伯的事，只有堂兄胡作龙老人生前讲过，胡肇汉从小蛮调皮，后来出去就冒得音讯。
    近些年来，苏州、常熟地区开发旅游，建起了沙家浜景区，利用某些景点建有纪念设施，以吸引游人。在这些景点建设过程中，有史志人员除了挖掘整理新四军和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事迹外，还调查过胡肇汉等国民党大员、土匪头子的情况。
    据披露，胡肇汉1906年生于鹿角，出身贫苦，14岁起当长工。1926年参加北伐兵，后潜逃回家，因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出去做工。1934年进岳阳保安团当兵，后外出谋生。从家乡岳阳出来，胡肇汉辗转于安徽、江苏、上海等一带，混迹于国民党军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抗战前夕，30刚出头的他就已经当上了青浦县警察局警长。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
    当时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胡肇汉聪明灵泛，有当兵的经验，于1938年加入太湖军程万军部队，在程部下的六支队何锡光部当副官。当时，阳澄湖地区有陈味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属下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去组建部队。组建收编陈的队伍后，任命陈味之为支队参谋长。胡肇汉与陈意见不合，又见自己没受到任用，心生忌恨。
    在京剧《沙家浜》里唱词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胡肇汉很精明，他琢磨在这乱世之秋，只要有枪有人，就能当“草头王”。他拉拢几个人结拜弟兄，纠集一伙势力，伺机抓队伍夺实权。
    这年10月，在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时，胡伪造何锡光与陈味之商议投敌的假情报，在半路上，乘陈味之在开会时，胡肇汉突然站出来高喊“支队参谋长是汉奸！”指派自己纠集的人将陈味之捆绑，宣布他的投敌罪行，当即将陈枪杀。他的结拜弟兄一伙，拉开枪栓，气势汹汹，威胁谁要反抗就和陈一样下场。许多人不明底细，一时无所适从，都只得听从胡肇汉的命令。杀害陈后，胡掌握了支队全权，在阳澄湖收聚溃兵游勇，很快就拥有10多挺机枪、100余条步枪，扩大为200余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打出“民众自卫队”旗号，自封为自卫队司令。

参加抗日 二当司令

    胡肇汉自当司令不久，带着队伍开到阳澄湖畔的相城镇上，在最大一家饭店请客。
    胡派人站岗把门，请来镇上有头脸的老板，然后胡讲话说：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许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纷纷认捐。随后，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成为众多土匪中最有影响的一支。
    后来他率自卫队袭击了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取了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这期间，他积极攻打日本人，抢夺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胡为御敌安民赢得了威信，以抗日英雄之名，在阳澄湖大有名气。当地有个王氏老板，家有一个独生的漂亮女儿，说媒的不断，都不曾答应，胡看上后去说亲，王氏即答允了。胡这样迎娶了王氏的漂亮女儿。
    胡肇汉拉起了队伍，握有了枪杆子，抱得美人归，当上了“草头王”，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从此春风得意，在阳澄湖立足。但因枪杀了程部的人，得罪了程万军，程万军扬言要收拾他。胡肇汉明白自己不是程万军的对手，苦寻对策以求自保。
    1938年，以闽东游击队组编的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率领下，奉命东进。当时国民党政府为限制共产党军队发展，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六团与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新四军“江抗”东进到江南，英勇抗击日伪敌寇，歼灭祸害民众的散兵草寇，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加入新四军。新四军六团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粮款，开辟了苏南敌后游击根据地，六团从700多人发展到了5000多人的大队伍。
    新四军六团闻传胡肇汉部活动频繁，积极抗日，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决定做胡肇汉的统战工作，派人去先与胡肇汉联络。胡肇汉闻讯，把部队疏散，拒绝见面。后来，胡肇汉看到其他地方游击队都参加新四军“江抗”统一阵线，考虑到自己想独立，也可能事难成，况且担心被程吃掉，又想依靠新四军的势力，产生了犹豫。这年7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申明大义，动员他加入“江抗”，共同抗日，并表示可以带队伍，可任命他为支队长。胡肇汉虽心里不服，但不敢公开抗拒，最后听到仍然能带队伍能当头，同意加入。胡肇汉部被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由胡任司令。胡肇汉就此第一次当上新四军“江抗”的一个支队司令。
    1939年8月，常熟县成立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新四军六团团长叶飞在会上发表讲话，被国民党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国民党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江抗”西撤。为了顾全大局，军部命令“江抗”西撤，向苏北发展。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西撤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推说身体不好，要“请病假”。临走的时候，胡暗中与人谈话，透露自己另有打算。他蛊惑军心，煽动旧部说：以后你们能拖枪回阳澄湖，有重赏；鼓动士兵回阳澄湖，也有重赏。胡肇汉带了几个亲信离队了。过后不久，胡肇汉又溜回阳澄湖，在当地大地主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拉起一支四五十人队伍，继续称王称霸，给新四军的活动带来很大危害。
    自从“江抗”西撤后，阳澄湖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并经常出动日军，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也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参与“扫荡”抢粮。国民党残余武装与当地封建土匪武装狼狈为奸，也鱼肉乡里，与新四军摩擦为敌。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
    在这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江抗”主力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36个伤病员。这就是京剧《沙家浜》发生伤病员与日伪斗争的剧情起因。
    198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上，曾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的谭震林（湖南茶陵人，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着台下说：“《沙家浜》反映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
    夏光是《沙家浜》舞台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之一。他是湖南武冈人，1927年入党。1937年春，夏光被派到陈毅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当军事教员、支队参谋长。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在无锡同国民党顽军激战，因敌我实力悬殊太大，副团长牺牲，政治处主任受伤。时任作战参谋夏光协助叶飞指挥战斗，连续五昼夜未吃未睡而病倒，被送到阳澄湖后方医院。
    夏光原想等病一好就回部队，但是，新四军指示伤病员与地方党组织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夏光便与杨浩庐等一起找到东路特委和常熟县委、常熟“民抗”武装的负责人，商量重建武装，于1939年11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
    新的“江抗”成立后，面临多种困境，没有建制部队，没有枪弹，没有通信工具，周边有日伪军的袭击对峙，还有地方土匪武装分子的侵扰威胁。夏光一面将36名伤病员中治愈出院的人重新扩充成特务连，一面积极做好地方武装头子的统战工作，争取收编抗日武装加入新“江抗”。到1940年10月间，新“江抗”缴获各类枪械314支（挺），部队已经发展到500余人。
    胡肇汉脱离新四军独立一大队后，国民党又想拉拢他，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新“江抗”得知消息，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肇汉先后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回到正确的抗日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其时，胡肇汉看到新“江抗”又发展壮大起来了，既怕得罪共产党新四军，又不愿脱离国民党，对新江抗派员来主动联系，采取回避的态度。夏光、杨浩庐分析胡肇汉曾被收编过的种种心态，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做工作。
    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新“江抗”一时不知他隐身何处。后来侦察到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带领特务连进驻车渡，张网以待。在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与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他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由于胡肇汉在阳澄湖地区的影响，上级任命胡肇汉为新“江抗”东路支队的副司令。这就是胡肇汉第二次当上新四军支队的司令。

顽固反共 为匪称霸

    胡肇汉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不过是表面应付，采用缓兵之计而已。他当兵为匪多年，已经历练成兵痞惯匪，内心既不服共产党的领导，又受不了新四军的约束，成天想着如何在阳澄湖天马行空，再当草头王。
    新四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不断做胡肇汉的思想教育与统战争取工作。当时，看到胡肇汉表示愿意再次加入江抗，江抗即派人到胡肇汉部帮助。有一次，派去了联络员和政治指导员，到胡肇汉部队工作。胡肇汉竟对他们公开说：“我的队伍中不需要！什么指导员，是共产党的骗子，我再不上当了，你们赶快给我走！不走，我胡某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胡肇汉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派兵暗杀共产党军政人员，经常与新江抗制造摩擦。后来江抗派到各处的办事员或情报员，胡肇汉经常指使抓捕杀害。
    实际上，胡肇汉从1940年6月起，脱离了新四军，已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又公开打出国民党救国军先遣队的旗号，自封司令。
    胡肇汉在阳澄湖地区普遍设卡收税，还到每个乡镇设分办事处，自己出任总办事处主任。胡用勒索来的大量钱款，购买大批武器，用来对付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民。他还派人到后方与反动派第三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及反动行政公署专员联系，买来“挺进支队长”、“江南行署保安团长”等番号。胡肇汉依仗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在阳澄湖地区公开与共产党军民为敌，横行霸道，还强夺商人汽船，破坏交通，抢劫货物，鱼肉百姓。
    江抗指战员忍无可忍，就发动对胡部进剿。有一次，胡得情报，知道江抗要大规模进剿，一面暗地派人与日伪勾结，送情报给敌人，借刀杀人，一面将自己部队退到靠近铁路旁边疏散。因阳澄湖都是溪港湖泊，陆路不通，结果江抗进剿中被日伪敌人截断退路，损失惨重。
    1941年夏，日伪“清乡”时，胡肇汉这支队伍无心抗敌，一触即溃。汪精卫部伪十师摸到胡肇汉的底细，从苏州派人找到他，要他向日军投降。胡肇汉为掩人耳目，糊弄部下，假惺惺地对汪伪十师代表说：“我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岂有向日军投降之理？要投降，就向你们十师投降。”胡肇汉投靠汪伪后，被削权裁兵，几经折腾成了“光杆司令”，日子不好过，只得流窜到浙江西部避难。
    胡肇汉自认投靠汪伪上了圈套，心生憎狠，决心报复。经过四处钻营，胡肇汉于1944年春，又从国民党第二战区专员和常熟县县长那里，先后搞到了数十条枪，从宜兴网罗了一帮人，又一次拉起队伍，开进了阳澄湖地区。
    胡肇汉回到阳澄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劫杀人。1944年4月17日，胡肇汉的部下在阳澄湖莲花垛发现了由无锡渔民驾驶的12艘装满大米的渔船。胡听到报告，命令手下逼着渔民们将船摇到了洋沟娄，并反咬这些渔民偷贩大米，是抢来的，是土匪。接着派人挖坑，把33个渔民押到坑边，用枪砸刀捅，活埋杀害。
    胡肇汉从二进新四军，当抗日英雄，到蜕变投入汪伪做汉奸、当土匪的历史，在阳澄湖地区臭不可闻。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下令缴了胡肇汉武装的枪，将胡拘押3天，以示警告。胡肇汉眼看拉队伍吃不开了，不得不重返青浦县又担任了警察大队长，后又担任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1946年11月，他心毒手狠，带人破坏了青浦县地下党组织，杀害了十多名地下党员。1947年4月，他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吴县阳澄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
    重返阳澄湖的胡肇汉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镇压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多起惨案。1949年胡肇汉派兵枪杀了阳澄区的助理员，接着，又恐吓群众，勒索商行，制造了苏州“鼎丰粮行”等一连串血案。胡肇汉抓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残酷杀死。据统计，胡肇汉率部残忍杀死共产党军政人员达200多人，双手沾满了血债。

祸心不死 自取灭亡

    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时，就谋划潜逃。
    1949年冬，胡肇汉从太平桥雇舟南逃。胡肇汉现身时仍然头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在手持冲锋枪的保镖簇拥下，威风凛凛。胡派人找来旧部布置后事，命令他们“收集旧部，伺机起事”，还告知机枪、冲锋枪埋藏于某处，需用时可往掘取。
    胡肇汉只身逃往广州，后经香港转入台湾。在台湾曾组织“江苏旅台同乡抗敌后援会”。1950年3月，胡肇汉由台湾进入当时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舟山枸杞岛，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胡肇汉祸心不死，带着委任状，寻机从舟山潜回上海，阴谋组织发展反攻大陆的特务武装。
    1950年夏天，胡肇汉旧部朱惠文、邵银福等，阴谋组织武装叛乱，公安部门及时侦知破获，一举将这些反动分子逮捕、镇压。当地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捉拿胡肇汉这个匪首，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吴县县委把主办胡肇汉案的任务交给湘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接受任务后，一度侦查苏、沪等地胡匪原联络点数十处，未查到胡肇汉潜藏的线索。正当感到无从下手时，原胡部的一个大队长密报：“胡肇汉有一个小老婆住在阳澄村。”
    湘城公安分局局长包振家，带人连夜直插阳澄村。找到胡肇汉的小老婆后，她说胡肇汉将她送到这里，再未来过。问她胡肇汉都带她到过哪些地方？她讲曾与胡一起去过上海，那里有一个布店老板与胡熟悉。第二天，包与两名助手带着胡的小老婆去上海。胡的小老婆带着包等找到了那家布店，老板姓王，是湖南人。包局长反复做思想教育工作，使王老板打消顾虑，供出了胡肇汉的行踪。包等返回吴县，专等王老板信息。
    1950年9月初，王老板打来电话报告“客人要来了”。包局长立即带助手赶到了上海。因为胡肇汉一案影响重大，上级决定由苏州公安处派出10多名侦察员，赶到上海与吴县人马配合。
    两班人马会合的第四天，王老板来报告说：胡后天就到上海。等到15日那天，天黑了，大家焦急等待王老板的信息。忽然，老板娘慌张赶来，告诉他们来了28个，在楼上开会。这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有些让人措手不及。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仍按原方案行动。
    黑夜，公安员随老板娘走近布店大门。老板娘开锁的钥匙刚插入，门内传来很低的声音：“啥人？”“是我！”老板娘镇静地回答。大门刚开，公安员闪身进去，用枪逼住放哨的，解下他的武器，随即轻声跨上了楼梯。他们登上二楼，迅速靠拢过去，侧耳一听，才知群匪在吵着争什么官衔。他们接近房门，“砰”的一声踢开了房门，把枪对准群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房内灯火通明，匪徒们围坐在大方桌四周。突然，一个亡命匪徒猛地跨上桌向上一蹿，用枪柄击碎了灯泡，室内一片漆黑，匪徒们欲争相夺逃。突然，两道雪亮的光柱射进来，原来是第二梯队赶到了。公安人员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匪徒们眼见被围，只得高举双手，被押下楼去，其中就有胡肇汉。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到会的有吴县阳澄湖等地区深受胡匪迫害的农民和家属代表，苏州市和吴县各界代表数千人。许多来不及乘上轮船的农民，硬是凭着两条腿走到了苏州城。
    据1950年12月2日《新苏州报》报道披露，在一片“枪毙胡肇汉!”“镇压反革命!”的怒吼声中，深受摧残的阳澄湖地区的农(渔)民争先恐后地跑上台，控诉胡肇汉的滔天罪行。当时控诉的农（渔）民有的哭爹喊娘，有的呼儿唤女，台上台下，群情激奋，许多失去亲人的人哭得当场昏了过去。他们都以极其悲愤的心情，要求马上处决这个大恶霸、大匪特。在一片翻江倒海般的怒吼声中，宣判判处胡肇汉死刑，被架到苏州城金门外刑场执行。

两面人生 警示世人

    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地区，在太平古镇，如今以《沙家浜》题材大力发展旅游业，“胡司令”胡肇汉的史迹也成为一个“卖点”。
    据报道，太平古镇有个年逾古稀、被称为“超级地陪”的王振昌老人，对《沙家浜》的许多史事很熟悉。他常给游人介绍，抗战时期，阳澄湖地区的“江抗联络处”与“胡肇汉据点”，多设在太平镇老区。当年叶飞与胡肇汉谈判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太平桥王梦九家。胡肇汉带着队伍来到太平后，娶了王氏老板的女儿，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胡肇汉娶的女子，按家谱讲还是王老的堂姐。王氏带着四个孩子生活，一直没有再嫁，于1958年去世。胡肇汉旧宅是一座特意设计建成连体的四大间平房，房内专门修建了隐蔽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一端修有暗道，连通阳澄湖，以备有风吹草动，可从暗道直遁阳澄湖。
    胡肇汉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最大的儿子胡中元已经70多了，住在苏州一个老旧小区的住宅楼房里，擅画花鸟，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有知情人披露，胡中元近年与人谈过家事：
    他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是独生女，上过初中。外公很有钱，当时提亲的很多，因为要求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出嫁。直到嫁给胡肇汉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嫁，偏偏嫁给了他。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回家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一天，母亲要胡中元到楼下的路口去接父亲。那是晚上，看到父亲后，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当时父亲想带着全家一起走的，母亲不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跑怕了。母亲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当时公安局去抓捕的，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精瘦，已经是热天了，还戴着个帽子，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苏州司法机关，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有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精神。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四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来。那次见面，一家人是从上海赶去的，胡中元在一旁默默地听大人说话，其他弟弟妹妹都因为太累，在一旁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全家人哭成了一团。
    岳阳鹿角的胡氏亲人知道胡肇汉有个儿子，那是解放前步仙桥修胡氏族谱，胡肇汉交代写上儿子胡中元的名字。
    “文革”中搞“三查一清”，岳阳县有关部门派人去苏州那边作过调查，也查清在岳阳的胡氏族亲，对胡肇汉在那边的所作所为不知情、没联系。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月，胡氏族亲知道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就是胡肇汉后，都心有余悸，都不敢讲。周小羊说，想起胡家亲人不多，后来想去找一找伯伯的后人，身为老共产党员、曾担任村会计的丈夫胡文兵说：“莫去找了，怕惹麻烦。”鹿角胡氏人口不少，胡肇汉嫡亲并不多。胡肇汉共7姊妹，其中5兄弟，胡肇汉为老二。胡家亲人大都冒见过胡肇汉，只听老人家讲过，胡肇汉在解放前回来过一次，骑着白马回的。胡肇汉在济美村的胡家老屋已拆了，俩亲侄已故，侄孙辈的都搬离了老家，住到荣家湾、毛家渔场和岳阳市区等地，各自成家，勤劳创业。
    胡肇汉曾经参加抗日，并两度当上新四军支队司令，说明他有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值得肯定赞赏。假若沿着这条正道朝前走，说不定鹿角会出一位开国将军。但胡肇汉在旧军警界染得兵痞匪习难改，自信有枪就有权有势有利，不愿受新四军的党纪军规约束，总想老子天下第一。在国民党反动官员的利诱下，反水叛逃，顽固反共，与新政权为敌，走入自绝之路，令人可恨可叹。胡肇汉的两面人生，为社会给世人留下诸多深沉的警示与教训。
    在岳阳县鹿角镇，年轻人没有看过《沙家浜》，也不知道“胡司令”是谁。老年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也逐渐淡漠。如今，只有在沙家浜地区，在那些用于旅游的某些景点地，倒还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向人们述说着岳阳籍“胡司令”胡肇汉的人生过往。

岳阳籍“胡司令”的两面人生

来源：岳阳日报  作者：王幼飞

出身贫苦 当兵谋生

    在洞庭湖东岸，有一个湖汊，临靠长沙至岳阳水运的必经要道，有小山环护，为舟船躲风避险之地。随着渔民来往，舟船停泊，逐渐人气热聚，成为渔民出湖的渡口、渔货交易的码头，形成了千年水运古镇。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贬谪岭南,曾乘舟过此，远望伸入湖心的山嘴,指而言曰:“此鹿角也。”此地因而得名鹿角港，现名鹿角镇，属岳阳县管辖。
    在黄茅港的湖汊边，有一座小山，叫凤凰咀，往东南山丘连绵逶迤，传说称为“九龙十扒”之地，日后会有“敖人”出。先前有人在山坡挖土开窑，烧制陶器，使此地龙脉受损，风水破败，没能出“敖人”。谁也没有想到，在湖汊北山的胡家屋场，却出了一个风云人物，他就是京剧《沙家浜》里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
    走进鹿角镇，打听胡肇汉的老家族亲，颇费周折。一路上，我们问劳作的年轻男子、路边店里的年轻女子：“看过电影《沙家浜》吗？”“晓得戏里的胡司令吗？”他们都异口同声：“冒看过”，“不晓得”。
    在鹿角村的黎家屋场，询问几个老年人，他们争相答应：“看过《沙家浜》，晓得晓得。”向他们打听“胡司令”时，有人立即说：“胡司令就是我们这里的胡肇汉咧！”
    我们追问为何知道戏里的胡司令就是这里的胡肇汉？有人答：“听人家讲的，胡肇汉是当过司令。”住在黄茅港湖汊边的56岁的村民李军勇说得稍具体点：“‘文革’时看电影《沙家浜》，好像听有人讲‘胡司令演得不像，胡肇汉冒这样胖’。那时好多人晓得胡司令是咯鹿角地方的人，都不敢明说，怕惹事。”想再细问，他说搞不太清。
    我们决心去找到胡肇汉的嫡亲族人。在毛家湖渔场任建勤老人的带引下，在一片鱼池岸墈上的平房里，见到从胡家老屋里搬出来居住的周小羊。
    进屋后，顾不上吃她热情端上的西瓜，就问：“你晓得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吗？”她利索地回答：“晓得，他是我哩伯伯胡肇汉啦。”她是胡肇汉的嫡亲侄媳，年已66岁，文革中看过电影《沙家浜》。
    再问：“你为何晓得那个胡司令就是你伯伯胡肇汉呢？”
    她讲了“认为是”的几个原由：一是文革那时看电影《沙家浜》，鹿角有个人看戏时说：“胡司令就是咯地方的胡肇汉，演得不像。”这个人曾在胡肇汉身边当过参谋，他知道胡肇汉很精瘦，而戏里的胡司令肥胖，不像。他一下就看出戏中的胡司令就是讲胡肇汉的事。二是有个堂侄曾于解放前去苏州找过胡肇汉，治愈了腰痛病，晓得他在那边被喊“胡司令”。三是“文革”中搞清查，公社派人去苏州那边调查过，也查实胡肇汉确实在那边当过司令。
    听她这么说，《沙家浜》中的“胡司令”胡传魁，确实是与鹿角人胡肇汉有关了。
    有报道称，在那同一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在沙家浜地区放映时，一些社员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说：“他不就是被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过去在沙家浜阳澄湖地区，对胡司令胡肇汉的事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据有关创作人员的访谈介绍，《沙家浜》戏中的“胡司令”胡传魁，是以胡肇汉为原型创作的。因为，在新四军未到阳澄湖地区之前，可以说胡肇汉是各路土匪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称救国军司令。由此，“胡司令”胡传魁确实是以鹿角人胡肇汉为原型，是毋庸置疑的。

胡肇汉为何去到苏常地带当上司令，混得那样出名呢？

    在胡姓族居的红旗村胡家窑大屋场，年高92岁的胡亚南老人回忆，那兵荒马乱年头，村里被抓壮丁，跟着当兵，去了不少，有的一去再无音讯。提起胡肇汉在家时有湘藩、细丙等几个名字，老人记不得了。接连打听年过八旬的乡邻，也都不记得胡肇汉在家时的情况。周小羊回忆，她嫁到胡家时，胡肇汉已被镇压多年，很少听人讲过伯伯的事，只有堂兄胡作龙老人生前讲过，胡肇汉从小蛮调皮，后来出去就冒得音讯。
    近些年来，苏州、常熟地区开发旅游，建起了沙家浜景区，利用某些景点建有纪念设施，以吸引游人。在这些景点建设过程中，有史志人员除了挖掘整理新四军和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事迹外，还调查过胡肇汉等国民党大员、土匪头子的情况。
    据披露，胡肇汉1906年生于鹿角，出身贫苦，14岁起当长工。1926年参加北伐兵，后潜逃回家，因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出去做工。1934年进岳阳保安团当兵，后外出谋生。从家乡岳阳出来，胡肇汉辗转于安徽、江苏、上海等一带，混迹于国民党军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抗战前夕，30刚出头的他就已经当上了青浦县警察局警长。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
    当时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胡肇汉聪明灵泛，有当兵的经验，于1938年加入太湖军程万军部队，在程部下的六支队何锡光部当副官。当时，阳澄湖地区有陈味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属下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去组建部队。组建收编陈的队伍后，任命陈味之为支队参谋长。胡肇汉与陈意见不合，又见自己没受到任用，心生忌恨。
    在京剧《沙家浜》里唱词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胡肇汉很精明，他琢磨在这乱世之秋，只要有枪有人，就能当“草头王”。他拉拢几个人结拜弟兄，纠集一伙势力，伺机抓队伍夺实权。
    这年10月，在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时，胡伪造何锡光与陈味之商议投敌的假情报，在半路上，乘陈味之在开会时，胡肇汉突然站出来高喊“支队参谋长是汉奸！”指派自己纠集的人将陈味之捆绑，宣布他的投敌罪行，当即将陈枪杀。他的结拜弟兄一伙，拉开枪栓，气势汹汹，威胁谁要反抗就和陈一样下场。许多人不明底细，一时无所适从，都只得听从胡肇汉的命令。杀害陈后，胡掌握了支队全权，在阳澄湖收聚溃兵游勇，很快就拥有10多挺机枪、100余条步枪，扩大为200余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打出“民众自卫队”旗号，自封为自卫队司令。

参加抗日 二当司令

    胡肇汉自当司令不久，带着队伍开到阳澄湖畔的相城镇上，在最大一家饭店请客。
    胡派人站岗把门，请来镇上有头脸的老板，然后胡讲话说：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许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纷纷认捐。随后，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成为众多土匪中最有影响的一支。
    后来他率自卫队袭击了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取了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这期间，他积极攻打日本人，抢夺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胡为御敌安民赢得了威信，以抗日英雄之名，在阳澄湖大有名气。当地有个王氏老板，家有一个独生的漂亮女儿，说媒的不断，都不曾答应，胡看上后去说亲，王氏即答允了。胡这样迎娶了王氏的漂亮女儿。
    胡肇汉拉起了队伍，握有了枪杆子，抱得美人归，当上了“草头王”，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从此春风得意，在阳澄湖立足。但因枪杀了程部的人，得罪了程万军，程万军扬言要收拾他。胡肇汉明白自己不是程万军的对手，苦寻对策以求自保。
    1938年，以闽东游击队组编的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率领下，奉命东进。当时国民党政府为限制共产党军队发展，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六团与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新四军“江抗”东进到江南，英勇抗击日伪敌寇，歼灭祸害民众的散兵草寇，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加入新四军。新四军六团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粮款，开辟了苏南敌后游击根据地，六团从700多人发展到了5000多人的大队伍。
    新四军六团闻传胡肇汉部活动频繁，积极抗日，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决定做胡肇汉的统战工作，派人去先与胡肇汉联络。胡肇汉闻讯，把部队疏散，拒绝见面。后来，胡肇汉看到其他地方游击队都参加新四军“江抗”统一阵线，考虑到自己想独立，也可能事难成，况且担心被程吃掉，又想依靠新四军的势力，产生了犹豫。这年7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申明大义，动员他加入“江抗”，共同抗日，并表示可以带队伍，可任命他为支队长。胡肇汉虽心里不服，但不敢公开抗拒，最后听到仍然能带队伍能当头，同意加入。胡肇汉部被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由胡任司令。胡肇汉就此第一次当上新四军“江抗”的一个支队司令。
    1939年8月，常熟县成立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新四军六团团长叶飞在会上发表讲话，被国民党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国民党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江抗”西撤。为了顾全大局，军部命令“江抗”西撤，向苏北发展。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西撤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推说身体不好，要“请病假”。临走的时候，胡暗中与人谈话，透露自己另有打算。他蛊惑军心，煽动旧部说：以后你们能拖枪回阳澄湖，有重赏；鼓动士兵回阳澄湖，也有重赏。胡肇汉带了几个亲信离队了。过后不久，胡肇汉又溜回阳澄湖，在当地大地主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拉起一支四五十人队伍，继续称王称霸，给新四军的活动带来很大危害。
    自从“江抗”西撤后，阳澄湖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并经常出动日军，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也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参与“扫荡”抢粮。国民党残余武装与当地封建土匪武装狼狈为奸，也鱼肉乡里，与新四军摩擦为敌。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
    在这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江抗”主力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36个伤病员。这就是京剧《沙家浜》发生伤病员与日伪斗争的剧情起因。
    198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上，曾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的谭震林（湖南茶陵人，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着台下说：“《沙家浜》反映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
    夏光是《沙家浜》舞台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之一。他是湖南武冈人，1927年入党。1937年春，夏光被派到陈毅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当军事教员、支队参谋长。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在无锡同国民党顽军激战，因敌我实力悬殊太大，副团长牺牲，政治处主任受伤。时任作战参谋夏光协助叶飞指挥战斗，连续五昼夜未吃未睡而病倒，被送到阳澄湖后方医院。
    夏光原想等病一好就回部队，但是，新四军指示伤病员与地方党组织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夏光便与杨浩庐等一起找到东路特委和常熟县委、常熟“民抗”武装的负责人，商量重建武装，于1939年11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
    新的“江抗”成立后，面临多种困境，没有建制部队，没有枪弹，没有通信工具，周边有日伪军的袭击对峙，还有地方土匪武装分子的侵扰威胁。夏光一面将36名伤病员中治愈出院的人重新扩充成特务连，一面积极做好地方武装头子的统战工作，争取收编抗日武装加入新“江抗”。到1940年10月间，新“江抗”缴获各类枪械314支（挺），部队已经发展到500余人。
    胡肇汉脱离新四军独立一大队后，国民党又想拉拢他，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新“江抗”得知消息，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肇汉先后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回到正确的抗日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其时，胡肇汉看到新“江抗”又发展壮大起来了，既怕得罪共产党新四军，又不愿脱离国民党，对新江抗派员来主动联系，采取回避的态度。夏光、杨浩庐分析胡肇汉曾被收编过的种种心态，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做工作。
    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新“江抗”一时不知他隐身何处。后来侦察到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带领特务连进驻车渡，张网以待。在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与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他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由于胡肇汉在阳澄湖地区的影响，上级任命胡肇汉为新“江抗”东路支队的副司令。这就是胡肇汉第二次当上新四军支队的司令。

顽固反共 为匪称霸

    胡肇汉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不过是表面应付，采用缓兵之计而已。他当兵为匪多年，已经历练成兵痞惯匪，内心既不服共产党的领导，又受不了新四军的约束，成天想着如何在阳澄湖天马行空，再当草头王。
    新四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不断做胡肇汉的思想教育与统战争取工作。当时，看到胡肇汉表示愿意再次加入江抗，江抗即派人到胡肇汉部帮助。有一次，派去了联络员和政治指导员，到胡肇汉部队工作。胡肇汉竟对他们公开说：“我的队伍中不需要！什么指导员，是共产党的骗子，我再不上当了，你们赶快给我走！不走，我胡某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胡肇汉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派兵暗杀共产党军政人员，经常与新江抗制造摩擦。后来江抗派到各处的办事员或情报员，胡肇汉经常指使抓捕杀害。
    实际上，胡肇汉从1940年6月起，脱离了新四军，已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又公开打出国民党救国军先遣队的旗号，自封司令。
    胡肇汉在阳澄湖地区普遍设卡收税，还到每个乡镇设分办事处，自己出任总办事处主任。胡用勒索来的大量钱款，购买大批武器，用来对付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民。他还派人到后方与反动派第三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及反动行政公署专员联系，买来“挺进支队长”、“江南行署保安团长”等番号。胡肇汉依仗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在阳澄湖地区公开与共产党军民为敌，横行霸道，还强夺商人汽船，破坏交通，抢劫货物，鱼肉百姓。
    江抗指战员忍无可忍，就发动对胡部进剿。有一次，胡得情报，知道江抗要大规模进剿，一面暗地派人与日伪勾结，送情报给敌人，借刀杀人，一面将自己部队退到靠近铁路旁边疏散。因阳澄湖都是溪港湖泊，陆路不通，结果江抗进剿中被日伪敌人截断退路，损失惨重。
    1941年夏，日伪“清乡”时，胡肇汉这支队伍无心抗敌，一触即溃。汪精卫部伪十师摸到胡肇汉的底细，从苏州派人找到他，要他向日军投降。胡肇汉为掩人耳目，糊弄部下，假惺惺地对汪伪十师代表说：“我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岂有向日军投降之理？要投降，就向你们十师投降。”胡肇汉投靠汪伪后，被削权裁兵，几经折腾成了“光杆司令”，日子不好过，只得流窜到浙江西部避难。
    胡肇汉自认投靠汪伪上了圈套，心生憎狠，决心报复。经过四处钻营，胡肇汉于1944年春，又从国民党第二战区专员和常熟县县长那里，先后搞到了数十条枪，从宜兴网罗了一帮人，又一次拉起队伍，开进了阳澄湖地区。
    胡肇汉回到阳澄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劫杀人。1944年4月17日，胡肇汉的部下在阳澄湖莲花垛发现了由无锡渔民驾驶的12艘装满大米的渔船。胡听到报告，命令手下逼着渔民们将船摇到了洋沟娄，并反咬这些渔民偷贩大米，是抢来的，是土匪。接着派人挖坑，把33个渔民押到坑边，用枪砸刀捅，活埋杀害。
    胡肇汉从二进新四军，当抗日英雄，到蜕变投入汪伪做汉奸、当土匪的历史，在阳澄湖地区臭不可闻。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下令缴了胡肇汉武装的枪，将胡拘押3天，以示警告。胡肇汉眼看拉队伍吃不开了，不得不重返青浦县又担任了警察大队长，后又担任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1946年11月，他心毒手狠，带人破坏了青浦县地下党组织，杀害了十多名地下党员。1947年4月，他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吴县阳澄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
    重返阳澄湖的胡肇汉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镇压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多起惨案。1949年胡肇汉派兵枪杀了阳澄区的助理员，接着，又恐吓群众，勒索商行，制造了苏州“鼎丰粮行”等一连串血案。胡肇汉抓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残酷杀死。据统计，胡肇汉率部残忍杀死共产党军政人员达200多人，双手沾满了血债。

祸心不死 自取灭亡

    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时，就谋划潜逃。
    1949年冬，胡肇汉从太平桥雇舟南逃。胡肇汉现身时仍然头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在手持冲锋枪的保镖簇拥下，威风凛凛。胡派人找来旧部布置后事，命令他们“收集旧部，伺机起事”，还告知机枪、冲锋枪埋藏于某处，需用时可往掘取。
    胡肇汉只身逃往广州，后经香港转入台湾。在台湾曾组织“江苏旅台同乡抗敌后援会”。1950年3月，胡肇汉由台湾进入当时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舟山枸杞岛，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胡肇汉祸心不死，带着委任状，寻机从舟山潜回上海，阴谋组织发展反攻大陆的特务武装。
    1950年夏天，胡肇汉旧部朱惠文、邵银福等，阴谋组织武装叛乱，公安部门及时侦知破获，一举将这些反动分子逮捕、镇压。当地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捉拿胡肇汉这个匪首，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吴县县委把主办胡肇汉案的任务交给湘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接受任务后，一度侦查苏、沪等地胡匪原联络点数十处，未查到胡肇汉潜藏的线索。正当感到无从下手时，原胡部的一个大队长密报：“胡肇汉有一个小老婆住在阳澄村。”
    湘城公安分局局长包振家，带人连夜直插阳澄村。找到胡肇汉的小老婆后，她说胡肇汉将她送到这里，再未来过。问她胡肇汉都带她到过哪些地方？她讲曾与胡一起去过上海，那里有一个布店老板与胡熟悉。第二天，包与两名助手带着胡的小老婆去上海。胡的小老婆带着包等找到了那家布店，老板姓王，是湖南人。包局长反复做思想教育工作，使王老板打消顾虑，供出了胡肇汉的行踪。包等返回吴县，专等王老板信息。
    1950年9月初，王老板打来电话报告“客人要来了”。包局长立即带助手赶到了上海。因为胡肇汉一案影响重大，上级决定由苏州公安处派出10多名侦察员，赶到上海与吴县人马配合。
    两班人马会合的第四天，王老板来报告说：胡后天就到上海。等到15日那天，天黑了，大家焦急等待王老板的信息。忽然，老板娘慌张赶来，告诉他们来了28个，在楼上开会。这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有些让人措手不及。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仍按原方案行动。
    黑夜，公安员随老板娘走近布店大门。老板娘开锁的钥匙刚插入，门内传来很低的声音：“啥人？”“是我！”老板娘镇静地回答。大门刚开，公安员闪身进去，用枪逼住放哨的，解下他的武器，随即轻声跨上了楼梯。他们登上二楼，迅速靠拢过去，侧耳一听，才知群匪在吵着争什么官衔。他们接近房门，“砰”的一声踢开了房门，把枪对准群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房内灯火通明，匪徒们围坐在大方桌四周。突然，一个亡命匪徒猛地跨上桌向上一蹿，用枪柄击碎了灯泡，室内一片漆黑，匪徒们欲争相夺逃。突然，两道雪亮的光柱射进来，原来是第二梯队赶到了。公安人员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匪徒们眼见被围，只得高举双手，被押下楼去，其中就有胡肇汉。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到会的有吴县阳澄湖等地区深受胡匪迫害的农民和家属代表，苏州市和吴县各界代表数千人。许多来不及乘上轮船的农民，硬是凭着两条腿走到了苏州城。
    据1950年12月2日《新苏州报》报道披露，在一片“枪毙胡肇汉!”“镇压反革命!”的怒吼声中，深受摧残的阳澄湖地区的农(渔)民争先恐后地跑上台，控诉胡肇汉的滔天罪行。当时控诉的农（渔）民有的哭爹喊娘，有的呼儿唤女，台上台下，群情激奋，许多失去亲人的人哭得当场昏了过去。他们都以极其悲愤的心情，要求马上处决这个大恶霸、大匪特。在一片翻江倒海般的怒吼声中，宣判判处胡肇汉死刑，被架到苏州城金门外刑场执行。

两面人生 警示世人

    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地区，在太平古镇，如今以《沙家浜》题材大力发展旅游业，“胡司令”胡肇汉的史迹也成为一个“卖点”。
    据报道，太平古镇有个年逾古稀、被称为“超级地陪”的王振昌老人，对《沙家浜》的许多史事很熟悉。他常给游人介绍，抗战时期，阳澄湖地区的“江抗联络处”与“胡肇汉据点”，多设在太平镇老区。当年叶飞与胡肇汉谈判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太平桥王梦九家。胡肇汉带着队伍来到太平后，娶了王氏老板的女儿，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胡肇汉娶的女子，按家谱讲还是王老的堂姐。王氏带着四个孩子生活，一直没有再嫁，于1958年去世。胡肇汉旧宅是一座特意设计建成连体的四大间平房，房内专门修建了隐蔽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一端修有暗道，连通阳澄湖，以备有风吹草动，可从暗道直遁阳澄湖。
    胡肇汉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最大的儿子胡中元已经70多了，住在苏州一个老旧小区的住宅楼房里，擅画花鸟，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有知情人披露，胡中元近年与人谈过家事：
    他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是独生女，上过初中。外公很有钱，当时提亲的很多，因为要求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出嫁。直到嫁给胡肇汉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嫁，偏偏嫁给了他。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回家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一天，母亲要胡中元到楼下的路口去接父亲。那是晚上，看到父亲后，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当时父亲想带着全家一起走的，母亲不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跑怕了。母亲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当时公安局去抓捕的，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精瘦，已经是热天了，还戴着个帽子，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苏州司法机关，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有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精神。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四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来。那次见面，一家人是从上海赶去的，胡中元在一旁默默地听大人说话，其他弟弟妹妹都因为太累，在一旁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全家人哭成了一团。
    岳阳鹿角的胡氏亲人知道胡肇汉有个儿子，那是解放前步仙桥修胡氏族谱，胡肇汉交代写上儿子胡中元的名字。
    “文革”中搞“三查一清”，岳阳县有关部门派人去苏州那边作过调查，也查清在岳阳的胡氏族亲，对胡肇汉在那边的所作所为不知情、没联系。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月，胡氏族亲知道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就是胡肇汉后，都心有余悸，都不敢讲。周小羊说，想起胡家亲人不多，后来想去找一找伯伯的后人，身为老共产党员、曾担任村会计的丈夫胡文兵说：“莫去找了，怕惹麻烦。”鹿角胡氏人口不少，胡肇汉嫡亲并不多。胡肇汉共7姊妹，其中5兄弟，胡肇汉为老二。胡家亲人大都冒见过胡肇汉，只听老人家讲过，胡肇汉在解放前回来过一次，骑着白马回的。胡肇汉在济美村的胡家老屋已拆了，俩亲侄已故，侄孙辈的都搬离了老家，住到荣家湾、毛家渔场和岳阳市区等地，各自成家，勤劳创业。
    胡肇汉曾经参加抗日，并两度当上新四军支队司令，说明他有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值得肯定赞赏。假若沿着这条正道朝前走，说不定鹿角会出一位开国将军。但胡肇汉在旧军警界染得兵痞匪习难改，自信有枪就有权有势有利，不愿受新四军的党纪军规约束，总想老子天下第一。在国民党反动官员的利诱下，反水叛逃，顽固反共，与新政权为敌，走入自绝之路，令人可恨可叹。胡肇汉的两面人生，为社会给世人留下诸多深沉的警示与教训。

    在岳阳县鹿角镇，年轻人没有看过《沙家浜》，也不知道“胡司令”是谁。老年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也逐渐淡漠。如今，只有在沙家浜地区，在那些用于旅游的某些景点地，倒还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向人们述说着岳阳籍“胡司令”胡肇汉的人生过往。

    在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的时候，曾在刘少奇、陈毅手下任参谋的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冶少将特地赶到沙家浜，当时他也问讲解员，“春来茶馆在哪里？”讲解员说，当时沙家浜有大大小小34家茶馆，这些茶馆大部分都曾经做过联络站，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春来茶馆，现在镇上的春来茶馆是根据戏里内容而建的。
    “或许根本没有过春来茶馆，它只是大大小小茶馆的一个缩影吧。”就这一观点，金冶也表示认同。
    而这些茶馆中哪一家最接近呢？可能还要从谁是阿庆嫂说起。
    那些人和那些事其实都是真的
    为了找到阿庆嫂，常熟市沙家浜文化站人员遍寻历史资料，相继寻访出陈二妹、朱凡、干桂宝、戴阿大、范慧琴、徐巧珍、陆二嫂等众多阿庆嫂原型。不过也有人说，阿庆嫂可能是个男的，譬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就是利用茶馆老板身份做地下工作。
    作为36个伤病员之一的原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就是在沙家浜养伤的众多伤病员中的一个，戏里的春来茶馆就是现实中的“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其妻子就叫“阿兴嫂”。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也记载了中共常熟县委委员任天石向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因此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在崔左夫的文章中，还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那么，明明是茶馆男老板，为何到剧里就变成了老板娘呢？
    文牧在创作札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我同意了。谁知把老板改成老板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不简单……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阿兴嫂’，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就必须着重、有力。‘兴’字显得平，改成‘庆’字便显得重甸、有力，叫起来也响。”
    可见，阿庆嫂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此外，还有研究者透露，剧中伤病员的领导人郭建光，实际上是从太仓县长郭曦晨、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而剧中地下负责人陈天民的名字，则是由当地革命者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
    虽然《沙家浜》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沙家浜》的剧情在沙家浜确实真实发生过，而胡传魁这类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沙家浜》中“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被捕记

郜合启

　　1950年11月28日上午，江苏省苏州地区举行了公审反革命分子胡肇汉大会。胡肇汉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的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里那个人人皆知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的原型。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并不是糊里糊涂的草包，他阴险、狡猾、凶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据不完全统计，胡肇汉曾以各种残酷的手段，杀害我党军政人员53人、无辜平民156人。在人们愤怒的声讨声中，胡肇汉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阳澄湖上“草头王”

　　胡肇汉生于1906年，原籍湖南省岳阳县。初中毕业后，他便去了岳阳警官训练班。抗战前夕，30刚出头的他就已经当上了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警察局警长。
　　1938年初，胡肇汉因抗战形势所迫，到太湖国民党程万军部六支队谋了个副官的差事。胡肇汉琢磨着，在这乱世之秋，只要有枪有人，就能独霸一方，因此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抢夺实权。于是他拉拢从太湖一起来的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同他们结拜为弟兄，以便在适当时机起事。
　　胡肇汉到六支队不久，六支队很快就扩大为拥有200余人、十几挺机枪、100余条步枪的地方武装。1938年5月，胡肇汉联合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暗杀了六支队的队长。从此，胡肇汉在六支队大权在握，当上了阳澄湖一带的“草头王”。
　　胡肇汉“草头王”是当上了，但也得罪了程万军，程万军扬言要收拾他。他明白，自己这点家底决不是程万军的对手。1938年6月，他为求自保，利用当时联合抗日的形势，接受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叶飞老六团的改编，其人马被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他则被封为司令。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命令江南抗日义勇军整编西进，赴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胡肇汉当然不愿抗日，便向叶飞请假，声称要回阳澄湖养病。回阳澄湖不久，在当地大地主陈正学等人的支持下，他又拉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在阳澄湖继续称王称霸。
　　一年以后的1939年10月，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宣告成立，由夏光（即《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任司令，为继续争取胡肇汉抗日，上级批准任命胡肇汉为副司令。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派兵在陆巷、肖泾一带活动。其间，胡肇汉制造了多起惨案，残酷杀害了我党许多军政人员和无辜群众，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
　　1941年6月底7月初，日伪第一次“清乡”时，胡肇汉这支杂牌军根本无心抗敌，一触即溃。汪伪十师摸到胡肇汉的底细，从苏州派人找到他，要他向日军投降。胡肇汉为掩人耳目，糊弄部下，假惺惺地对汪伪十师代表说：“不可，不可，我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岂有向日军投降之理？要投降，就向你们十师投降。”
　　胡肇汉投靠汪伪后，日子并不好过。几经折腾，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无奈，他跑到浙江西部煤山一带，过上了流浪生活。这种生活对胡肇汉来说，可谓度日如年。经过四处钻营，到了1944年春，他终于从国民党第二战区专员许宝光和常熟县县长安蔚南处，先后要到了数十条枪，从宜兴网罗了一帮人，又一次把队伍开进了阳澄湖地区。
　　胡肇汉东山再起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洋沟娄惨案。
　　1944年4月17日下午3时许，胡肇汉的走狗康金荣在阳澄湖莲花垛的树荫下，发现了由无锡河埒口渔民驾驶的12艘渔船，船舱里装满了白花花的大米。康金荣顿时眼红心痒起来，硬是逼着渔民们将船摇到了洋沟娄。胡肇汉听到康金荣的报告，心里好不欢喜。他明知这些渔民偷偷贩运大米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却一口咬定说：“你们哪来这么多大米？分明是抢来的！你们是一帮土匪！”接着就派人在官泾小娘坟挖了个埋人坑，把33个渔民押到坑边，用枪托砸，刺刀捅，硬是把他们给活埋了。
　　八年抗战期间，胡肇汉为自己写下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土匪历史，在阳澄湖地区已臭不可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天放下令缴了胡肇汉和其手下所有人的枪，并把胡关了3天。胡肇汉眼看他这个杂牌武装吃不开了，不得不重返青浦县又担任了警察大队长。1946年11月，他一手破坏了青浦县我地下党组织，亲手杀害了我十几名地下党员。1947年4月，他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吴县阳澄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重返阳澄湖的胡肇汉此时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镇压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胡肇汉原以为有“后台老板”国民党作“后盾”，就可以高枕无忧，随心所欲。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统治的结束。
　　惶惶不可终日的胡肇汉在上海隐蔽下来，但他不甘心大势已去，仍在做垂死挣扎。1949年秋，阳澄湖突遇水灾，群众情绪有所波动。胡肇汉见有机可乘，便蠢蠢欲动，和阳澄湖残余的匪徒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利用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太了解，造谣惑众，制造了几起“有影响”的事件，妄图扰乱治安，干扰大军南下，阻碍经济恢复。胡肇汉的勤务兵唐斌制造了第一起血案，残忍地枪杀了阳澄区陈助理员。接着，匪徒们又恐吓群众，勒索商行，制造了一连串血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苏州“鼎丰粮行”的“人头案”。
　　吴县县委下决心，一定要捉拿胡肇汉这个恶魔，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找到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

　　1950年初，吴县县委把主办胡肇汉案的任务交给了湘城公安分局。湘城公安分局当时只有六七个干警，分局长名叫包振家。包振家接受任务后，侦查苏、沪等地胡匪原联络点数十处，仍未查到胡肇汉潜藏地的线索。正当包振家感到无从下手时，原胡肇汉的第一大队长、干儿子史云泉前来密报：“胡肇汉有一个小老婆住在阳澄村。”
　　包振家连夜行动，直插阳澄村。而胡肇汉的小老婆一口咬定，胡肇汉自10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就再未来过。包振家问她胡肇汉都到过哪些地方，她讲她曾与胡肇汉一起去过上海浦东，那里有一个布店老板与胡肇汉非常熟悉。第二天，包振家便带着两名助手和胡肇汉的那个小老婆前往上海。
　　胡肇汉的小老婆带着包振家他们来到了那家布店。老板姓王，湖南人。包局长反复做工作，王老板终于打消顾虑，供出了胡肇汉的行踪。包振家弄清了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后，便返回吴县，专等王老板方面来信。
　　1950年9月初，湘城公安分局接到了王老板挂来的长途电话，“客人要来了”。按照约定的暗语，包振家知道杀人魔王果真要自投罗网了，兴奋得再也呆不住了，于是立即带了两个助手，连夜雇船赶到苏州，上了半夜的火车，于拂晓时分赶到了上海浦东。
　　到王家后，王老板急忙拿出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只见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老王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包振家知道，“接生意”就是与国民党匪特“接关系”的暗语。根据无寄信地址及信封、信笺都是从商店购买的情况可以推知，此时胡肇汉尚未与香港匪特联络上。但胡肇汉素来诡计多端，或许他故意耍花招，说不定在最近一两天内突然返沪也未可知。包振家决定先留在浦东，来个“守株待兔”。
　　正在这时候，因为胡肇汉一案影响太大，苏州公安处决定将此案连提两级，由苏州公安处直接来抓，具体承办人是苏州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原来承办胡案的吴县公安局湘城分局原班人马配合行动。江华听说包振家他们已经在上海发现胡肇汉行踪，就连夜率领10多名侦察人员赶到了上海，同包振家他们兵合一处。
　　江华一行赶到的第四天，王老板急急忙忙亲自跑过来报告说：“胡肇汉派人来了，对我说胡肇汉后天就到上海，要我做好准备。我是推说到市区进货，抄近道才过来的。我今后不能来了，有事只能靠递条子。”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王老板走后，江华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进行分工。
　　天渐渐黑下来了。大家都焦急万分地等待王老板的信息。忽然，老板娘神色慌张地赶了来，一见到江华他们就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来了……28个，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
　　这完全出乎江华他们的预料之外。胡肇汉的老规矩是出门带随从一般不超过3人，整个行动计划都是按这个估计做的，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有些让他们措手不及，大家真是又喜又棘手。喜的是可以端他的老窝，多抓些匪徒；棘手的是第一梯队的力量明显不足，但人多了上楼梯又必然惊动匪徒，在室内格斗也难以展开。大家反复讨论，分析利弊，最后决定仍按原方案行动，尖刀组仍由江华、包振家、吴同法3人组成。
　　紧接着，研究接敌战术。包振家首先发言：“我想我们突入匪群后，应趁匪徒惊呆的当儿，火速抢占壁角，用双枪逼住群匪，喝令他们举手投降。或者我趁混乱之机钻到桌底下，使群匪无法展开火力，我在桌底下发枪，射敌人足部，以打乱敌阵，造成内外夹击之势。”大家听后齐称妙计。

杀人魔王终于落网

　　1950年9月15日傍晚，天逐渐黑下来了，只见3个人力车夫正急急忙忙地赶路，不多时间，就抵达一条弄口。这3人便是江华他们。
　　他们停下车子抬头望去，只见一家布店楼房的窗户紧闭，窗帘低垂，一楼异常死寂，只有二楼窗内从窗帘缝隙处透出几丝灯光，气氛显得异常神秘。
　　江华他们随老板娘走近大门，示意老板娘开锁。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就听见门内传来一个很低的声音：
　　“啥人？”
　　“是我，提货回来了！”老板娘镇静地回答。
　　大门刚开，3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哨兵，解下了他的武器。江华往周围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匪徒。室内光线很暗，只有楼梯上端的一只灯泡发着微弱的光。从下面往楼梯口上看，上面空荡荡的，也没有发现匪徒。
　　江华正考虑如何上楼，忽然发现楼梯转角处有一只煤球炉子正吐着一圈蓝光，炉子上的钢精水壶盖子被水汽冲得“咣咣”直响。他灵机一动，右手提枪，左手提起那把水壶，轻声跨上了楼梯。
　　“是谁在上楼？”匪徒好像听到了脚步声，低声问道。
　　“是我。”老板娘在楼下镇静地应了一声，楼上便不响了。
　　江华他们登上二楼，匪徒们竟毫无察觉。这时，王老板走过来用手指了指匪徒们开会的房间。江华他们迅速靠拢过去，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死到临头，还在吵着争什么“官衔”。
　　江华用枪筒向房门指了指。包振家会意，迅速接近房门，提起腿照准锁孔，用足全力，“嘣”地一声踢开了房门。
　　房内灯火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3张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的。原先突入匪群的方案很难做到。江华、包振家当机立断，趁匪徒们被这突然袭击震慑的一刹那，把短枪一起对准了群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困兽犹斗。突然，一个亡命的悍匪猛地跨上桌面，向上一窜，用枪柄击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室内顿时一片漆黑。匪徒们显然想夺得垂死挣扎的机会。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两道雪亮的光柱射了进来，原来是第二梯队及时赶到了。
　　江华、包振家、吴同法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
　　匪徒们眼见大势已去，一个个高举双手，鱼贯走出房门，被押下楼去，其中就有杀人魔王胡肇汉。
　　为了一网打尽残余匪特，江华和包振家决定立即开审胡肇汉。
　　阳澄湖一带流传着一句话，说“不怕胡肇汉跳，就怕胡肇汉笑”，说的是胡肇汉平日杀人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但到了此时此刻，他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语不成声，“先生、先生”地叫个没完，恳求保全他的性命。
　　据胡肇汉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台湾。因人事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才取得联系，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他的助手王群和另外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本来，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企图以淀山、阳澄、太湖为基地，进行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建立地下区、乡、镇伪政权，哪知脚跟还没有站稳，就钻进了我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