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先秦秦汉史 周振鹤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代表作《西汉政区地理》。

备注：

象郡是秦朝的郡级行政区，辖今广西西部、越南中北部，初设于公元前214年，是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三郡之一（另两郡是桂林郡和南海郡）。

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恒山郡真定县（今中国河北正定县）人，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秦末大乱时，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

南越国，又称为南粤国，在越南又称为赵朝，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位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日南郡是中国古代上一个郡的名字，其范围在今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部地区，辖境位于越南横山以南，即从广平省到平定省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灭南越国，在百越地区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共9个郡，隶属交趾刺史部。

秦汉象郡新考

秦始皇三十三年取五岭以南陆梁地置为南海、桂林、象郡。秦亡以后，南海尉赵佗拥三郡自立南越国。汉兴，无力用兵岭南，赵氏政权延续近百年之久。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十郡，比秦代疆域有所扩大。昭、元两代相继罢省儋耳、象郡、珠崖三郡，此后至西汉末年，岭南地区并存有南海、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在从秦代三郡到汉末七郡的转化过程中，最成症结的问题便是象郡的沿革。由于对史料取舍的不同，历来的中外学者对象郡的去向基本上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则以为象郡自秦延续到汉昭帝元凤五年间，其领域大致跨《汉书．地理志》郁林、牂柯两郡间；一则认为秦象郡相当汉日南郡，秦亡后即已消失。本文试图对这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求得出象郡沿革的正确答案，就正于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的同志。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日南说和郁林说

清代以前，未有学者对象郡的变迁作过全面的论述，一般只是接受《汉志》日南郡下班固自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的说法，模糊地认为秦象郡应相当于汉日南郡。至于象郡范围到底多大，如何转化成日南郡，始终没有过详细的考订。杜佑《通典》虽然认为秦象郡范围应包括汉日南、九真、交趾三郡全部及郁林、合浦两郡部分地，但亦不详其原因。杜说一直为唐以后的学者所尊奉，杨守敬的《嬴秦郡县图》即据之以作。

    一九一六年，法国人马伯乐（Henri Maspero）对象郡问题提出了新看法，他依据下列史料：

    １、《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沅水〉条云：“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郁水〉条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

    ２、臣瓒注《汉书．高帝纪》引《茂陵书》曰：“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

    ３、《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

得出象郡地跨《汉志》郁林、牂柯两郡间，自秦延续至汉昭帝时方才罢省的结论。此说可简称之为“郁林说”。

    七年后，另一法国人鄂卢梭（L. Aurousseau）著文指责上述史料不可依据：

    １、《山海经》“ 奇异而迷离不明”，其材料不应采用。

    ２、《茂陵书》所述有脱误。临尘乃临邑（即林邑）之论，依里距看，象郡治所应南至汉日南郡之象林（即林邑）。

    ３、《汉书．昭帝纪》此载“毫无根据”，必须毅然摒除。

    同时，鄂氏辑录了七类三十四条史料，据之维护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旧说（可简称其为“日南说”），明确指出，秦亡以后，象郡既废，不得再存在象郡问题。

    马、鄂之争在学术界颇具代表性。六十年来，有关象郡的论文，基本上不归马即归鄂，见仁见智，相持不下。不同的结论乃来自不同的依据，因此必须对马、鄂两氏所用史料进行认真分析，详加甄别，才能决定取舍，有所依违，对象郡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二、日南说所据史料可疑

    鄂文的份量较大，其中对马氏的批评留待后文讨论，这里首先对其所列举的大量史料作一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可据。鄂氏所引用的史料虽然洋洋洒洒，但细读之下，能作为其结论的坚实依据的实仅数条而已。其余有的只是“凑数”（鄂著的中译者冯承钧语），如第七类的安南载籍；有的亦不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如《史记》、《汉书》的许多引文；有的其实要帮他的倒忙，如《淮南子》、《交州外域记》、《广州记》等。

    最能支持日南说的史料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１、《汉书．地理志》日南郡本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

    ２、《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韦昭注象郡曰：“今日南。”

    ３、《水经．温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

    ４、《温水注》：“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来出自不同载籍而殊途同归，证成了象郡日南说。但仔细作一透视，四条史料实则同出一源，都本于《汉志》的注文。

    班固《汉书》成于东汉中期，其后即广为流传。韦昭是三国吴人，作过太史令，参与《吴书》的撰述，并著有《汉书音义》七卷，因此他注《始皇纪》乃因《汉志》之注文，并非别有所据。看他注桂林郡曰：“今郁林也”，也是本《汉志》郁林郡班注：“故秦桂林郡”而来，便知其中原委。因此，韦昭注实在不能充作一条证据。

    王隐是晋人，其《地道记》成书于东晋时，上距秦代已五百来年。象林县是汉日南郡最南端的县，但在《地道记》以前没有任何载籍提到过秦象郡亦有名为象林的属县。无论《史记》或《汉书》对象郡的叙述都很模糊，甚至连其方位、郡治都未正面提及，更不用提其属县了。但秦亡几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地道记》竟明确指出秦象郡属有象林县，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清人钱大昕论运用史料的原则时曾说：“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有一定道理。故王说未可轻信。推其“秦象郡象林县”之由来，无非因郡名与县名近似而发生的联想罢了。遂以为后者也必辖有该县了。《地道记》中的无端臆想并不止这一条，还有如“交趾郡赢阝娄，南越侯织在此”的毫无根据的记载。南武侯织（王隐误武为越）高帝时封为南海王，其封地虽不能确指，要在汉初庐江郡与闽越、南越交界处殆无异义。《史》、《汉》明言织为闽越王无诸一族，又言南海王织上书献壁皇帝，淮南中尉擅燔其书，不以闻，复言南海民处庐江界中反，淮南吏卒击之，以此知南海地必在淮南国庐江郡南部边界。若交趾赢阝娄地远在赵佗南越国之后方，如何与庐江郡发生关系？《地道记》此文之虚妄，显而易见。因此《地道记》这一不可靠记录并不能作为日南象郡说的证据，相反却应看作是对日南即象郡这一说法的演绎。

又过了二百年，到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更进一步断定：“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但《温水注》这一条注文十分突兀，在其前不云有浦，办只云郎湖，在其后犹接叙该湖，故“浦口”之浦，不知指何浦，王先谦以为指郎湖浦口，似不通，但该注文确插入郎湖事中；鄂卢梭氏以为指卢容浦，但前后注文一并具引如下：“颇疑此文自城南，东与卢容水合，东注郎究，究水所积下潭为湖，谓之郎湖。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自湖南望，外通寿泠，从郎湖入四会浦。......自四会南入，得卢容浦口，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后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从这一段文字看来，实在很难判断象郡墟域到底犹存于那个浦口。鄂氏认定其为卢容浦口，自有深意。因《温水注》说汉日南郡治为西捲县，而该县也正位于卢容浦口，鄂氏因此说：“秦象郡同汉日南郡的前后治所，既在同一地方，此事若实，前《汉书》或者因此说汉日南郡即是故秦象郡。”但是以这样的方法来论证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同在一地是很危险的。因为：（一）象郡墟域究地何处，尚需认真推敲；（二）西汉日南郡是否治西卷尚待证明，《温水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郡，治西捲县”，乃是东汉之制，有人以为西汉日南郡应治《汉志》该郡之首县朱吾；（三）《水经注》一书凡提及秦郡治所时，必详其治于何县，“象郡墟域”一语甚为含糊，似乎即指象郡治之墟域，然则此象郡治是什么县？既其名无考，在秦亡六百年之后又有何根据，判断其必为象郡治？令人无从信服。

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如西汉侯国至班固时多已不能指两地，但《水经注》往往一一指明，结果造成笑话。或一侯国分指两地，或应在甲地而附会为乙地。甚至《汉书》已指明其地的《水经注》依然自编自唱。如成安侯韩延年国，《汝水注》以为在颍川之成安，《泒水注》又作陈留之成安，实际上《汉表》明载其国分自郏县，应在颍川。临羌，《河水注》以为孙都之侯国，不知武帝封孙都时，临羌地尚未属汉，且孙都之封实在临蔡，并《汉书》亦未细读。《浊漳水注》以信都辟阳亭为审食其侯国，但本传言辟阳近淄川，非信都之辟阳明甚。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悉出于顾名思义、因缘附会，想当然耳。颇疑《温水注》所谓象郡墟域亦是受《汉志》日南即象郡说法的影响而误认，此墟域非郦氏亲历至为明显，大约亦得之某种传闻，而以论传论。因此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不便贸然相信这一墟域必定是秦之象郡治。

    有此三端，而欲证明秦象郡与汉日南郡治同在一地，不亦难乎？大约有鉴于此，所以鄂氏乃以“此事若实......”的两可语气代替绝对的肯定。

    《温水注》还有一段文字，鄂氏以为能引作强证的，其实还不如前所归纳的几条过硬。这里亦一并作一分析：“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处荒流之徼表，国越棠之疆南，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东滨沧海，西际徐狼，南接扶南，北连九德，后去象林林邑之号，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连，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

    鄂氏以为此文“明说古占波最初都城象林，就是秦汉象郡之象林县，又可证明汉日南郡同秦象郡的南境是在同一地方”。这个证明真是糊涂。按鄂氏之观点，秦象郡即汉日南郡，亦即秦有象郡而汉无象郡，则注文中“秦汉象郡”一句本身就大不通。汉有象林县，但秦有否象林县尚待证明，怎能以此未经证明的说法去证明汉日南与秦象郡的南境同在一地？所谓秦象郡有象林县的说法与前述《地道记》同出一辙，无庸多议，“秦汉象郡象林县”的提法说明了郦道元对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关系的认识模糊。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承认秦有象林县，那么，鄂氏到底以那一个象林县为准？以《温水注》本文，还是以《地道记》？前者相当《汉志》日南郡象林县，后者则相当同郡之卢容县，两者相去数百里之遥。西汉日现郡之象林县即后来之林邑国都，东汉永和二年（《温水注》以为初平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自此以后，象林县即不复归于中国版图。晋代曾一度复置象林县，但只是侨置于卢容县而已，已非西汉象林故地。《地道记》所谓“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就是以晋之日南郡治卢容县（亦是侨置之象林县所在，汉卢容县同此）当秦象郡象林县地。而郦道元之“秦汉象郡象林县”，则在晋象林县以南数百里。两个所谓“秦象林县”的差异体现了后人对象郡日南说的看法十分今糊，这种模糊认识发展到清代阎若璩就干脆说秦象郡治象林县，而不需要任何证明。鄂氏亦无视两个象从的差异说明秦郡象林县在他心目中也并不清楚，以此何能证成象郡日南说。

    综上所述，能够支持鄂氏观点的最过硬史料无非就只《汉志》本注一条。其他几条不过是后人因此注文而作的推论和演绎而已。但是《汉志》本注也并不见得都是绝对可靠的，尤其在郡国沿革方面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如所谓“高帝置”之郡，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实非高帝时所置；记述河西四郡之置年，则无一是处；广陵厉王之封域不足广陵一郡，而误以为兼有鄣郡之地；六安国乃以九江郡地置，却错当成是衡山国后身。凡此种种，说明班固不太精于地理沿革，许多注文出于想当然，因此不能过于迷信。

一般地说，《汉志》本如果发生错误，就是在发现矛盾以后通过《史》、《汉》有关纪传表志的综合考证纠正的。现在关于日南郡即“故秦象郡”的注文明显与《昭纪》“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的记载发生冲突，因此这条注文是否可靠就值得慎重斟酌了。一般而言，本纪往往比地志注文可信，这是一；《昭纪》此载又有时代相去不远的《海内东经》和《茂陵书》作旁证（详后），而《地志》注文却仅是一条孤证，这是二；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以日南说能圆满解释象郡的沿革而不与其他史料相牴牾，则日南即象郡之注文亦未可全非，然而遗憾的是，鄂氏持此说去设想岭南地区的沿革，虽然随意曲解史料而且加上许多臆想笔假设，仍然得不到满意的解释。相反，如果根据《昭纪》所载（即郁林说）来看象郡变化，则圆通无碍，因此《地志》的注文实际上是不可信的。在举例说明日南说之不通与郁林说之可行以前，必须先分析鄂氏对马氏所引史料之责难是否真有道理。

    三、郁林说所据史料可信

    先说《山海经》。鄂氏对此书的地理内容全面否定态度。《山海经》当然是一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语怪之书，但其中所包含的地理资料反映了作者在创作该书的地理知识，这是今天人所共的事实。而且具体就《山海经》各篇内容而言，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五藏山经》部分就比较平实雅正，包含丰富的地理内容。至若马伯乐氏所举沅水、郁水两条文字，更与《山海经》本文毫无关系，不能因为否定《山海经》就连带把它们也斥为“奇异而迷离不明”。

    《山海经•海内东经》的篇未，附有一段千字篇幅的文字，叙述二十余条水道的出处，流向和归宿，沅水和郁水就包括在其中。这段文字无论从体例和内容看都与经文本身无关。清人毕沅说：“右《海内东经》旧本合‘泯三江，首......’以下云云为篇，非，今附在后。”已指出两者之区别，为方便起见，下文简称该段文字为《海内东经》之附篇。附篇除了一句话以外，毫无离奇荒诞的内容，显而易见是一份极可宝贵和水道地理资料，其中或有个别文字错论，或有些地名无考，但所叙述的基本事实都与《汉志》、《水经》所载没有冲突，可资信赖。

    其沅水条曰：“沅水出象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比较之：《汉志》牂柯且兰本注云：“沅水东〔南〕北至益阳入江。”《说文》：“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入江。”

    《水经》：“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又东至镡城县为沅水，又东北过临沅县南，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

    沅水今古同名，以上四条记载，关于沅水的出处，流向和归宿大体一致，没有出入。但《海内东经》附篇的沅水条要早于其他三条史料，大致体现了秦汉之间的地理现实，时镡城以西之且兰地尚未内属，因此叙沅水源头只及“镡城西”。汉武帝以西之且地置为故且兰县改称且兰县，《水经》故言沅水出牂柯且兰，由地名的演变可以看出地理现实的变化。

    附篇沅水条记事之准确，说明镡城曾属象郡这一史实是可信的。镡城于《汉志》为武陵郡属县，是武帝元鼎六年以后的事（这点后文还要详及），于秦代它正是象郡的北界。《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证明镡城正在秦、越之交界。秦始皇三十三年置象郡以后，镡城即成为象郡最北部的一县。《淮南子》此文亦为鄂氏所征引，但未能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反倒可以成为《海内东经》附篇沅水条的注脚。

    《海内东经》附篇郁水条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 《汉志》郁林郡广郁县：“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

    《水经》：“温水出牂柯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又东至领方县东，与斤南水合，东北入于郁。”

    郁水即今西江及其上游红水河之古称。郁水之源，秦汉间尚不清楚，只知其出象郡，未能言其具体出山。《山海东经》附篇所叙二十六条水道不言详细出处者唯郁水与白水两条。白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白龙江，源出蜀郡徼外，故亦仅能言其出蜀，不能详其出山，至武帝开西南夷，汉人地理知识更加扩大，知郁水（红水河）上源为豚水，豚水出牂柯夜郎，即今北盘江。但红水河另有一上源南盘江。于《汉志》称南盘江下游为温水，汉人视之为郁水支流。《汉志》牂柯郡镡封县本注曰：“温水东至广郁入郁。”合上文所引郁林郡广郁县本注观之，知温水与豚水合流后始称郁水，文郁县（今广西凌云、田林、凤山一带即在两不合流处，正是豚水、温水、郁水三名称的分界点。

    到了写作《水经》的时代（近人定为三国时期）又移温水名于豚水之上，豚水名遂隐，故《水经》云：“温水出牂柯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实际上相当于合《汉志》牂柯郡夜郎县：“豚水东至广郁”及郁林郡广郁县：“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两条注文为一。

    郁水的流向是东偏南，《海内东经》言其“西南注南海”，西南应是东南之论。古籍经过长期辗转抄写，常有错讹，尤其是道里方向，东误为西，南讹为北的现象颇为常见。即如前引《汉志》云：“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东南显系东北之误，读史者决不至于因志文曰东南，而误认其为他水，同理，此处亦不会因经文言“西志注南海”而疑其非郁水。

    郁水入海处于《汉志》为四会，于《海内东经》附篇为须陵。须陵划汉以前之地名，其地望今已无可指实，或许与四会是名异而实同。《水经》粗看似未言郁水之归宿，反言郁水与斤南水会合之后，又复入于郁，显然不通。因此《水经》温水条最后一名“东北入于郁”明白是“东南入于海”之论。入海误为入郁，东南讹为东北，必须如此更正于事理方合，也才与《水经》叙水道必详其出处、流程及归宿三要素的原则相符。

    要之，《汉志》、《水经》与《海内东经》附篇有关郁水的记载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差异，但实质完全一样，证明附篇郁水条所叙内容绝非虚妄。事实上，不但是上述沅、郁二水如此，《海内东经》附篇所有二十六条水道的纪录，者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地理资料。不能仅仅因为它附在《山海经》一书之内而忽视其地理价值。就这些水道资料所表达的地理知识来看，似乎写定于秦汉间，如言白水出得不系广汉而系于蜀，言沅水、郁水出处只及象郡，而不及其西；又全篇不及汉以后出现的新地名；叙水道归宿时先言入江或入某海，再及归宿处之地名，体例似比《汉志》、《水经》原始。唯全面之论证，已非本文所当及，容另文述之。

    鄂卢梭氏以郁水当今右江－－郁江－－西江一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亦作如是观，显然与《汉志》所载不合。《汉志》以为郁水之上源是出自牂柯夜郎的豚水。夜郎今虽不能确指何地，要在贵州安顺以西南一带殆无异义，则豚水当今右江－－西江，则夜郎只能位于今右江之源的滇桂之界一带。显然要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载完全不合。《史记》说蜀枸酱是由夜郎经牂柯江到番禺。若夜郎在今右江之源，则枸酱运输路线将要越过南盘江与右江之分水岭再下右江，焉有是理？何不直走北盘江－－红水河来得合理？汉人对豚水－－郁水（北盘江－－红水河－－西江）一系本非常熟悉，又称之为牂柯江，是西南夷地区通岭南之交通要道。《汉志》关于豚水一郁水的记载也委清楚。因此，将右江－－西江当成郁水是不妥的。

    再说《茂陵书》。《茂陵书》或称《茂陵中书》。《汉书.王莽传》载：更始三年，赤眉亦军入长安：“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论者以为《茂陵中书》即于此时由武帝茂陵中发掘所得。是书久已亡佚，由臣瓒注《汉书》所引有关地理和制度诸条文看，或为武帝时人所作，其记载亦足当作信史。

    鄂氏认为《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之文有脱误，这是正确的。因为同书载珠崖郡治瞫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临尘（今广西崇左）离此两县（在今海南岛）当然不致有万里之遥，因此里距应当有误。但鄂氏看法却相反，以为数字不易错，地名容易错。临尘可能是临邑之误，而临邑即林邑，进一步，林邑又是象林县，因此结论是：”象郡治象林县。但地名这样连环错法恐怕不可能，而且即使真是这般错法，要解释日南即象郡也还有困难：因为鄂氏自已已证明秦象郡和汉日南郡同治西捲县。现在若依照经他修正的《茂陵书》又说治象林，这就还要证明秦象郡曾由象林迁至西捲，对这一点，鄂氏也承认说不过去，“有些武断”。退一步说，如果象郡真治象林（今越南广南省会安附近），去长安亦远不足万七千五百里之数。数字讹误的可能性并不比地名小。本文其他章节所引用的《茂陵书》条文、地名均无疑问，但数字却间或不可信，如“沈黎治莋都......领二十一县”，领县数就明显有误。因此马氏所引《茂陵书》此条错的实在是里距，至于“象郡治临尘”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再说《汉书·昭帝本纪》。鄂氏以为《昭纪》无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之载，毫无根据，应毅然摒除。他引清人齐召南《汉书考证》说：“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后属南越，汉破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证之，此时无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终未罢也。”齐氏此数语实不合逻辑，他并不是以其他材料来求证《昭纪》，如果这种考证成立，何不可以倒过来，以《昭纪》为可信来否定《地理志》注文？所以鄂氏也不得不承认此种考证“不甚详明”。同一齐召南，在遇到河西四郡置年地志和本纪所载有歧异时，不加深考，主张从本纪，因为本纪直采官家记注，最为可据；然而在象郡问题上却又一反从纪之主张，奉地志注文为圭臬，这一正一反适足明其考证之草率，并非择善而从，而是择易而从。

    就一般情况而言，《史》、《汉》本纪的记载的确是比较可信的，在没有坚实旁证的情况下是不好随便摒弃的，而且就《昭纪》此文而言，确是可靠的。因为罢象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武帝几十年开疆拓土消耗了大量物力、财力后，昭帝年间明显地采取紧缩政策，罢省一系列边郡。始元五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又罢儋耳并珠崖。元凤五年罢象郡的性质与上述三郡之罢完全一样，乃是以精简政区的方式来差减轻负担。因此，借用数学术语来说，昭帝罢象郡是一个“可能事件”，不可视为乌有。

    武帝间象郡之存在还可从“十七初郡”中得到旁证。《史记.平准书》曰：“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十七初郡之名目，《史记》未详。集解引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鄂卢氏因晋灼所说十七郡中，有一郡应该排除。零陵郡乃武帝分桂阳郡所置，绝非新开地上的初郡。除去零陵以后，此一空缺则非象郡莫属（后文还举一条旁证）。故鄂氏所举此条，适足以成其反证而已。

    从《汉志》郁林郡领域相对较大这一点，亦使人相信象郡地分属郁林之可能。汉末岭南七郡规模较小，领县数不多。独郁林郡属县十二，这诸郡之冠，比南海、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属县数多出一倍左右。推测其于武帝初置时，领域必无有如许之广，乃因后来接受象郡地后，才扩展至十二县之众。

    以上已经从个别方面，独立地论证了马伯乐氏所举《海内东经》附篇、《茂陵书》、《昭帝纪》的四条记载，是可靠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的可信程度。《昭纪》云：“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茂陵书》则曰：“象郡治临尘”，临尘于《汉志》正是郁林郡属县。《海内东经》附篇又曰：“郁水出象郡”，于《汉志》，郁水上游正在郁林郡之中，证明郁林郡部分地确故属象郡所有。又曰：“沅水出象郡镡城西”，则更明确了秦象郡的北界。镡城于《汉志》属武陵郡，其南则郁林，其西南则牂柯，是证象郡应跨于郁林牂柯间。三种时代相去不远的不同载籍，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正好互为补充，综合说明了象郡问题的真相，这岂是偶然的巧合？当然不是。这只能说明《汉书•昭纪》关于象郡的纪载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鄂氏对马氏所用史料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四、郁林说可解释象郡沿革而日南说不能

    《昭纪》之可靠既已证实，若以之为基础，再补充若干史料，则象郡和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已明。

    《史记•南越传》云：“秦已破灭，佗即南并桂林、象郡”，“岁余，离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 《南越传•索隐》引《广州记》曰：“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络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与《广州记》略同。

    由此可知，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是：

    秦始皇略定扬越，置南海、桂林、象郡。象郡南界与《汉志》郁林郡一致。象郡以现之交趾地（今红河三角洲一带）为蜀王子安阳国所在。秦亡后，南海尉越佗据南海自立，随之击并桂林、象郡。吕后文帝时，赵佗南越国之势鼎盛，以兵威边，灭象郡以南之安阳国，置交趾、九真二郡，形成地东西万里的大局面。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十郡（十郡之说后文另有证）。象郡建制保留至昭帝元凤间方罢。

    这一沿革过程与上引史料毫无冲突，既简单明了，又顺理章，是证郁林说之可行。

    若以日南说代之，则情况完全两样。鄂氏不得不对上述史料随意加以改造，添上许多假定和臆想，即便如此也还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他想象蜀王子所攻取的不是“未有郡县之时”的交趾，而是秦之象郡（直接与《交州外域记》矛盾）。然以秦之强大，何能为蜀王子所败？于是又必须进一步假定蜀王子之取象郡乃在秦始皇死后，但也不能太晚，太晚则与“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之记载相刺缪。于是乎蜀王子不早不晚，只能在秦始皇死的那一年夺取象郡，而他所建立的安阳国也只能存在三年，到秦亡之时，即这赵佗击并。这哪里是在解释历史，完全是在随意编造了，然而，即使是这样编造，也并不圆满。秦始皇死后，天下虽已开始动乱，但中央集权制并未崩坏，终秦之世无有叛郡，便是明证。赵佗虽占据岭南地区的中心南海郡，其击并桂林、象郡犹须待秦亡以后，以小小蜀王子何能恰好于秦始皇一死就夺取偌大一个象郡？若象郡真成安阳国地，则《史记》必言佗击并桂林，灭安阳国，无有直书佗“击并桂林象郡”之理。而县安阳国若仅存三年，其事迹绝不可能成为传说而流传至数百年后。

    《广州记》和《交州外域记》是根据掺有若干史实的传说写成的。因此安阳国的具体存在时间，也根本不可能象鄂氏所推测的那样绝对。从《史记》所载看来，赵佗灭安阳国当在吕后文帝间，即上引所谓“高后崩......因此以兵威边，财物骆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之时。但鄂氏既已认定佗并安阳国在秦亡时，则《史记》此文遂不可通。于是他又假设，此文乃是“追记之文”。

    凡此种种莫须有的假设和臆想，皆由于死抱“日南郡即故秦象郡”之《汉志》注文不放的缘故。若相信《昭纪》的记载，主张象郡郁林说，则安阳国自在象郡以南交趾地，于秦汉间尚与赵佗无任何关系，殆至吕后以后方为赵佗所灭，置为交趾、九真两郡。这样解释圆通无碍，无须任何假设、臆想之辞，又与史籍所载相符，其合理性不是十分显著吗？

    上文已经说过，《汉志》中有关郡国沿革的注文毛病不少，不可迷信；日南郡“即故秦象郡”更是一条孤证，它与《昭纪》的可靠记载相矛盾，已令人觉得其不可信，而鄂氏以之为据来说明象郡沿革又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有了这样几重理由，日南即象郡之注文难道还不应该抛弃，这比鄂氏毫无道理地“毅然摒除”《昭纪》条文慎重多了。

    班固对于秦郡并不尽了然。近人已证明秦一代郡数在四十以上，但依班固的看法，秦郡仅有三十六，一些他视为高帝所置的郡其实乃是秦郡。大约他以为秦郡与汉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接续关系，秦桂林郡既被当成汉郁林郡的前身，秦象郡的后身当然要另找他郡，或许正因汉日南郡有象林县，遂被班固误认其与象郡有关，而被派作象郡的后身。

班固的真正思路是否如此，今已不明，这里不过略作推测而已。但他以为日南即象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已为上文的论述所证实．不过象郡日南说的支持者还有两点不太充分的理由需要予驳正，一是北向户，一是西呕君。

    五、关于北向户和西呕君

    北向户向来不成其为问题，但长期来被纠缠不清，以为可当成日南说的证据，故需略缀数语。在北回归线上，每年夏至那一天正午，太阳正好位于天顶，此时，在回归线以南的地方看太阳，其位置自然在天顶偏北处，而且越往南走，太阳越偏北，光线也就可以从北向窗子射入室内，这就是北向户的意义。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带不能见到，因此人们将它作为南疆的一种特殊标志，以“南至北向户”表示秦帝国南疆的遥远。由于只要过了北回归线就会出现这种北向户现象，所以“南至北向户”一语只有定性的意义，并不能作为定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能表明秦代南境至少已到北回归线以南，而不能具体说明南至何处。当然，越往南走，太阳在天顶以北的日子越多，到了今越南中部的日南郡，北向户现象更加明显，但更加明显已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到了日南郡一定有北向户现象，但不能说，只有到了日南郡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合浦全郡、南海、苍梧、郁林南部都可以是北向户所在。因此鄂氏以此证明秦代南境已到达日南郡是没有说服力的。

    而且即使在日南郡，出现北向户现象的日子也只在夏至前后的一段时间，其他大部分时候仍是南向视日。所以东汉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明帝问他日南郡是否北向视日时，他并不以这然，并举例说云中、金城之名亦不必皆有其实。完全的北向户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实现。我们显然不会因日南之名而以为其位于赤道以南，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北向户”就非至日南郡不可。

    西呕君译吁宋问题。《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杀“西呕君吁宋”。西呕究在何处？有人认为西呕当即后来《汉志》交趾郡之西于县。呕、于两音同部，可以通转。因而以此证明秦军已深入到交趾地，否定象郡分属郁林、牂柯之说。以为西于县之名与西呕有关，本可备一说，未可厚非，但以之证明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必在交趾地，却未必得当。有许多史料证明西瓯（即西呕）在桂林境内。如《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郡国志》曰：“郁林为西瓯。”《史记•南越传》云：“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雒四十余万口降。”瓯雒即同传前述之西瓯、雒两族，至于唐以下载籍以西瓯地当秦之桂林者相当多，因非直接证据，无需具引。亦有人由考古方面来证实这一点。因此，西瓯族很有可能由交趾地转移到桂林地，而在交趾地遣留下西于这一地名。在地名学上，民族虽然已经迁徙，但他们留下的地名仍然存而不废，是屡见不鲜的事。徐中舒先生推测：“西于王为安阳王驱遂以后，乃北徙于桂林瓯雒地”，于事理颇合。故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完全可能在桂林地，不必非在交趾地不可。这件事并不能作为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证据。

    综上所说，象郡日南说的论据均已被否定，按理说来，应该可以无条件接受郁林说了，但是暂时还不行，还有最后一道难关，即所谓九郡问题需要克服。

    六、武帝平南越实置十郡而非九郡

    《史记•南越传》云：“......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九郡之名，《史记》不详。《汉书.武帝纪》作：“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南越传》与此同，唯将儋耳、珠崖列于最前面。然据《昭纪》，象郡应至元凤五年才罢，何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对这个问题有过两种回答。马伯乐氏认为，象郡或在武帝建无六年开西南夷时先归属于汉，待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九郡时，自然不在其中。日本学者杉木直治郎则以为，九郡之名并不如《汉书.武纪》所列。因为《贾捐之传》、《地理志》篇末皆云儋耳、珠崖两郡为元封元年置，因此武帝元鼎六年之九郡，应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及桂林、象郡两郡。杜佑《通典》实际上已提出这个见解，其《州郡典•古南越地》注曰：“分秦之南海、桂林、象郡，置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并旧，九郡是。”

    但是马氏之说，于史无征，没有说服力。杉木氏之设想亦无实据，未可从。且九郡之中若真有桂林，则该郡废于何时，又成另一悬案。杜佑《州郡典》之注文，亦纯属臆想而已。

    要之，九郡问题的确比较棘手，历来成为证明汉代不存在象郡之铁证。凡主张象郡日南说者，包括鄂氏在内，无不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作为否定《昭纪》的最强证据，其实这个证据完全是可以推翻的。

    首先要肯定的是，汉武帝平南越后，所置实为十郡，而不是九郡，除《汉书.南越传》所载九郡以外，还应有象郡。元鼎六年所置者为大陆上的八郡，第二年，元封元年又渡海，在海南岛再置二郡。然则何以《史记》云“遂为九郡”呢？这自然有其原因。

    平南越地，置十郡后，仅隔四年，元封五年间，武帝就在开疆拓土版图扩大一倍的情况下，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监察区，以便于行政管理，加强中央集权制。其中除象郡以外的故越地九郡被划在交趾史部之中。自元封五年至征和二年（《史记》大约完成于此时）的十几年间，太史公习闻交趾九郡之说，而交趾又是故越地，因此越地九郡的错觉就逐步形成而至牢不可拔。这种错觉的形成很自然，而且亦非仅此一例。高帝末年十五郡亦为太史公所习闻，然细数十五郡时，却误数入东郡、颍川二郡而忘记其于上年已分别益予梁国和淮阳两国。

    然则象郡列入那一刺史部呢？曰：益州刺史部。杨雄《益州箴》曰：“岩岩岷山，古曰梁州......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光羡虞夏......。”所谓“恢梁之野，列为十二”者乃汉武帝扩大了《禹贡》梁州的范围，列郡十二，以成益州。十二郡之目。顾颉刚先生曾数其中十一，即巴、蜀、汉中、广汉、犍为、牂柯、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而后说：“尚有一郡不可知，或后来有所并省。”此一郡其实可知，乃象郡也。由于象郡隶属益州刺史部，遂不与故越地其他九郡相提并论，故交趾九郡在太史公的印象中极为深刻，越地九郡之说遂见于《史记•南越传》之中。至班固著《汉书》时，遂据《史记》九郡之说，按图索骥，以汉末岭南七郡，加上海南岛已废之二郡，成九郡之数。此后南越地九郡之概念遂至不可移易矣。

    由此可见，九郡之说有其历史原因，并不能因此否定象郡存在于西汉的事实。要之，武帝时岭南地区实际上并存有十郡，只是由于象郡单独列于益州刺史部之中，因此十郡并提的时间至多不过只有四年，在人们的印象中极为淡漠，故十郡之说遂不流行于世，象郡之下落亦随之不明。近人虽有以《昭纪》罢象郡之说为可信者，终因无法解释九郡之中何以无象郡之名，而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实，《平准书》所言十七初郡已隐含象郡于其中，只因晋灼误以零陵代替象郡，后人不加深考，即宗其说，遂使象郡不见天日。陈梦家先生对晋注零陵郡亦有怀疑，然又并退犍为，而进酒泉、张掖，乃以错易错，至谭其骧师始云晋注应退零陵而进象郡。今幸《益州箴》“列为十二”之文具在，足以证成其说。于是象郡之存在于昭帝之前，既有《昭纪》之明确记载，又合十七初郡之数，复列于益部十二郡之中，并与太史公九郡

之说不相冲突，则至此象郡建置之谜已得彻底解决，而象郡之领域亦可随之而明矣。

    七、象郡之领域

    由《昭纪》象郡分属郁林、牂柯，及《茂陵书》象郡治临尘之说，知汉象郡应有《汉志》郁林郡西半部及牂柯郡部分地。其南界和西界北段当和《汉志》郁林郡同，与合浦、交趾、牂柯三郡为邻；西界北段当包有《汉志》牂柯郡毋敛县在内，该县位于郁林郡广郁县以东北，是牂柯郡唯一可能原属象郡之地。象郡北界即毋县之北境，东界无确征，要当沿今广西大明山－都阳山一线。此线东西各向成一地理单元，以东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适足以自成一郡，郁林郡治布山即位于其中（今桂平县）；以西为桂西山地与郁江流域平原，即为象郡领域，象郡治临尘即在郁江支流左江岸边（今崇左县）。

    马伯乐氏未指出秦汉象郡之区别，其实秦象郡之领域比汉象郡要大。北面应有《汉志》武陵郡镡城县，东南或有合浦郡之西部地，如图所示。

    镡城属武陵乃武帝元鼎六年以后之事。武帝平南越后，即调整与故南越地相邻诸郡之南界：以故属秦南海郡之曲江、含０、浈阳、阳山四县地北属桂阳郡（四县地在阳山，横浦两关以南，两关原为南越与桂阳郡亦即秦南海与长沙郡之界）；以故属秦桂林郡之始安县地北属零陵郡（始安地在灵渠以南，史禄通灵渠前不属秦所有），以故属秦象郡之镡城县北属武陵郡；复以故属汉桂阳郡之谢沐、冯乘县地南属苍梧郡（以上所列县名皆据《汉志》为说，除镡城县外，元鼎间未必均已出现）。合浦郡为武帝新置，该郡必分自故秦三郡，故推测其西部原属象郡，其东部或原属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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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见其所著 La commandrie de Siang （《象郡》），冯承钧译：《秦汉象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四编》。

（２）La premiere conquete chionise des pays annamites（《中国对安南的最初统治》），冯承钧译：《秦代初平南越考》，载《西城南海史地译丛第九编》，本章对此文之引语皆据冯译本。

（３）《秦四十郡辨》潜研堂文集卷十六。

（４）《汉志》日南郡补注。

（５）严耕望《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台湾）。

（６）《后汉书.南蛮传》。

（７）参见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有关章节，载本刊1982年第三、四辑。

（８）《山海经古今篇目考》，《经训堂丛书》所收。

（９）于《汉志》白水系广汉郡甸氏道下，注曰：‘白水出徼外......“，广汉高帝置，秦为蜀郡地。

（10）不过汉人似亦未穷豚水之源，至三国时期方知豚水之上源存水（今北盘江上源革香河）。

（１１）  南盘江上游《汉志》另以桥水当之，这里已无法详述。

（１２）  此处温水尚可有其他两种解释：１．“温”为“豚”之误；２．温水与《汉志》温水同，指南盘江，但南盘江源不在夜郎，此一说有困难。

（１３）  戴震区别《水经注》经注文的原则为：“......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依此原则郁水前已见，后文亦不当有复入于郁之语。

（１４）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即持此观点。

（１５）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有此说。

（１６）  参见前引周文第十章。

（１７）  主张象郡日南说者，皆以为象郡北界必在汉交趾郡以北，并非认为象郡完全等于日南郡，否则象郡领域毋乃太小，而且与桂林郡不相连。因此蜀王子所取只能假设为象郡，而不是未有郡县之交趾。若承认蜀王子所取为未有郡县时之交趾，等于承认象郡未至交趾地，日南说将不攻自破。

（１８）  见《温水注》所引范泰《古今善言》。

（１９）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文集》。

（２０）  《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论巴蜀文化》一书。

（２１）  见《秦汉两代における中国南境の问题》，载《史学杂志》５９编１１号（１９５０年）。

（２２）  顾颉刚、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载《复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２３）  见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汉简缀述》一书，并参见前引周文第三章。

（２４）  《历史大辞典》条目之一：“十七初郡”，见《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１９８０年第９－１０期。

（２５）  参见前引文第十章并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地图。

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又见于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54页。注释请对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