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剑词》是“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先生(1888—1918)传世不多遗文中的名篇。词曰：

英雄不学时势装，匹马单齐枪论短长。拔剑斩蛟叱沧海，看他盗寇与侯王。  龙蛇走，岁月忙，健儿卅六会跳梁。中原风景凄凉，身在水云乡。    ．

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市档案馆馆藏《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所收《井勿幕先生遗文》，注为：“先生十八岁时在东京作”；孙志亮、张应超《陕西辛亥革命》称：“1905年夏，井勿幕由四川重庆留学日本……到日不久，就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以表示决心与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决裂……他亲书对联一幅，挂在案头，上面写着：‘伤心痛苦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还在一首《舞剑词》中写道……”，实际也认为是先生18岁(虚岁)旅日所作。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政协陕西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民国人物》(一)虽未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从其叙述文字看，时间和前两说大致不差，地点也是日本。然而诵而思之，笔者隐然感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恐怕都值得商榷。

首先，“卅六”不是“三六(十八)”，“健儿卅六”显然是说“健儿三十六人”。而细检先生的革命活动，正好有所谓：三十六弟兄”之说，即辛亥光复之前，陕西省同盟会，哥老会和军学各界首领曾秘密开会于省城南郊之小雁塔(一说大雁塔)，到会者计有“井勿幕、张伯英、钱定三。胡笠僧、邹子良、李仲三、张聚庭、马开臣、党自新、张仲仁、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陈树发、朱福胜、马玉贵、马福样、刘世杰、郭金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汉庭、张玉成、曹建安、郭胜清、张建友、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得贵、朱叙五、刘仲明、李长兰、吴长世、邱彦标、薛健侯等共三十六人，号称‘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共图大举”(王陆一《辛亥革命纪事》)，词中的“卅六健儿”云云，与这一著名事件正相吻合，“卅六健儿”很可能就是“三十六弟兄”，不过“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是在1910年的7月9日，勿幕先生已然20多岁。

其次，词中“中原风景”云云，似非身居异国人的口吻。据《辞源》的解释，“中原”为词，一指平原、原野；二指地域名称：狭义的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三指内地，“别于边境地区而言。”然而其第一义项与井词的“中原”显然了无瓜葛，而第二、第三义项却无疑都是相对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地方，去国之人，所念者国也，作者似不必也没有理由作这样的言语。

第三，“身在水云乡”一句，可能是此词被看做作于日本的重要依据和长期以来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的重要原因。可是“水云乡”三字，其字面的意思，就是水云弥漫的地方；其引伸的意义，一般多指隐者居游之地，这在我国的古诗文中屡见不鲜，如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的“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张纲《次韵钱巽叔见赠》的“逸翮  归鸳鹭列，鸣驺忽下水云乡”均是。如以实地而论，日本固可以看作水云弥漫之地，但水云弥漫之地，并非只有日本可以当之！如果说先生顾念乡梓革命，自伤于居游异域而不能厕身其中，聊以隐者自况，则“中原”而外先生所至之地，何处不可以“水云乡”三字目之，怎见得此三字就一定指的日本?

因此，笔者疑心这首词既不是先生18岁所作，也不是先生在日本所作，否则，这几点都说不过去。至于此词到底作于何时何地，根据现有的资料，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在1910年7月小(大)雁塔歃血为盟之后，1911年3月广州起义之前，地点不是上海、就是香港或广州。因为胡景通、严佐民的《井勿幕传略》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同年(1910年)秋季，他(井)和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莘由上海赴香港，策划广州起义”。其时，“自乙未到庚戌(1905年一191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已失败九次，而各省单独策动的地方举义，不下数十次之多，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从这些不断的血的教训中，同志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彼起此伏、各不相谋的军事行动，力量分散，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而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同志，消耗了革命的实力，实非善策。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省支部更进而主张，集中全党力量，发动一次

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一举而颠覆清朝政府”(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先生这首词的“英雄不学时势装，匹马单枪论短长”，显属有感而发，意在强调革命力量的团结与联合，“拔剑斩蛟叱沧海，看他盗寇与侯王”，正是他壮怀激烈、灭此朝食心迹的痛快表露，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正相吻合，而下面的“卅六健儿”云云，又和“歃血为盟”之事天一相承，“中原”、“水云乡”两句，其时、其地皆天衣无缝、豁然贯通。先生志存革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然身在边陲，暇时亦不免对家乡(内地)的革命有所牵挂：这段时间，各地同志忙忙母碌，“三十六弟兄”也干的不错吧(龙蛇走，岁月忙，卅六健儿会跳梁)，可惜“1905至1911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何香凝《我的回忆》)，不由得隐叹内地起事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原风景凄凉)，自己暂时还只能在边陲进行运动(身在水云乡)。词的前几句抒发革命情怀，接着表达对家乡革命的系念，最后又联系到自己眼下的处境，不是十分地畅达、自然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