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大潮所至，风云际会，陕人近现代通而成龙者不知凡几，于右任和井勿幕，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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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光绪五年（1879）生人，三原籍，贫家孤儿，举人出身。庚子岁两宫西狩，上书陕抚岑春煊，“请其手刃西后，重新行政”；甲辰年（1904）以《半哭半笑楼诗草》被清廷通缉，亡命宁沪。创办《神州日报》及《民立》《民呼》《民吁》诸报，创建上海大学、西安中山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渭北中学、民治中学诸校，曾经亲炙中山先生謦�，以文人而衔命统帅护法靖国军于陕西，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年德资望，为国共两党诸多高层政要所推戴，以爱国诗人、近代草圣彪炳史册，1964年以八十六岁高龄病逝于宝岛台湾，多誉多寿。 
　　井勿幕，光绪十四年（1888）生人，蒲城籍，巨室之后，任侠好剑。父丧家败后，十三岁即以避债游学四川，十五岁又以数金冒险随熊克武等蜀中志士负笈东瀛，向章太炎先生问学，得孙文、黄兴器重，几度回陕播撒革命火种，发动聚积革命力量，为同盟会陕西支部缔造者，辛亥武昌首义，西安得率先响应，实居首功，孙、黄对其有“西北革命巨柱”之许，豪迈多才，能文能武，而志行高洁尤为秦中时人后人所尊崇，1918年11月以不足三十一岁英年意外遇刺于陕西兴平，惨无晚年。 
　　蒲、原毗邻，两人是连畔种地的乡党，但缘于各自的经历，1906年在日本始相交结，1915年底共同与康宝忠、张季鸾在上海密谋反袁称帝，1917年夏又一起与张钫、李根源等，在陕西酝酿起兵反抗北洋军阀。1918年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同年秋井被推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不算以前的交往，其真正的合作共事的时间，仅短短的个把月，而就这个把月及这个把月所发生的一切，却足以让于右任肝肠寸断，铭记终生。 
　　 
　　祸起萧墙 
　　 
　　辛亥推翻帝制与满清统治之后，陕西也与全国同其大势，各种新旧力量纠结沉浮，国民党内部亦遽生裂变。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井勿幕因事功昭著被任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却以陕事牵掣，辞未赴任；中山先生畀大总统于袁世凯后，井勿幕功成不居，亦遣散其部曲，仅留部分军队屯垦于陕北黄龙山一带，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众两院议员选出不久，便以革命告成不屑苟容而出关南游。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井勿幕约刘守中赴汉口和曹印侯共谋讨袁，事败后避居日本。及袁帝制自为，在上海与康宝忠张季鸾等密谋起事不成，旋和熊克武经越南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奔走于蔡锷和熊克武军之间。在此之前，袁世凯派陆建章督陕。陆长北京执法处时，广杀党人，有“屠户”之称，入陕后积极附袁，婪杀自固，并命其子陆承武亲率“中坚团”驻防渭北，然而富平一役，即被陕军胡景翼等打得大败，承武被擒，西安被围，甘肃、山西在陕的刘冠三、邓宝珊、续西峰等，也竞谋起兵以讨之，一时四面楚歌。陆建章恐惧无计，打算让出西安以赎承武。在此关头，陈树藩尽率所部陕军由大荔、蒲城两地驰至三原，假“陕西护国军”名义，以保护陆氏父子性命与财产为条件，迫其交出陕督一职。建章穷窘无奈，遂电袁世凯“力荐”树藩以代己，俾便从容离陕，树藩得借机入主西安，攫取省政。想不到督陕之后，陈竟一变反袁为附袁，袁死之后，甚至通电谬推袁为“中华不祧之祖，万世共戴之尊”，顿致陕西同志汹汹大愤，纷纷相继离去。而树藩执迷不悟，又与皖系段祺瑞私扯师生之谊，袁死转而依附于段，欲借北洋势力以压迫陕西民军。“陕政日苛，陕难未已”，当时川、陕同志率多建议勿幕回陕以制之，勿幕亦慨然自往不辞，唯因此前京、沪同志响应黎元洪“军民分治”之议，已活动让滇粤桂军都参谋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以牵制树藩，勿幕回陕时李已到职，于是便应李氏之力邀，屈就关中道尹一职，借以就近与陈周旋，暗中策划倒陈。 
　　1917年，府院相争，段祺瑞唆使附己各省组织督军团，逼迫解散国会。陈树藩闻风响应，遽以武力逼迫省长李根源解职，交出印信，并派兵围守根源寓所达五个月之久，若非著名人士宋伯鲁、宋联奎等竭力营救，李几至死。勿幕愤而辞去道尹，但以不便脱身而困居西安。12月3日，陕军骑兵团团长高峻率先在白水宣布独立，并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传檄渭河南北，“反段倒陈”；12月10日，陕军警备军统领耿直，不直树藩为人，“乃暗使其参谋范润生赴广州晋谒孙大元帅，详陈西北情形，请示机宜，得委为陕西招抚使，与郭坚密使往来，决计除陈。”闻陈欲裁汰警备军，借机在西安向陈树藩发难，退出后与前统领郭坚会和，仿西南诸省“靖国军”名号，打出“陕西靖国军”旗帜，联名通电“讨段倒陈”；次年1月25日，陕军胡景翼团补备营营长张义安与董振五、邓宝珊部在三原起义，胡景翼、曹世英旋亦分别率部自富平、耀县赶至，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以左右两翼总司令之名义，发布《讨陈檄文》；稍后陕军樊钟秀团、绥远骑兵卢占奎部，亦相继加入反对陈树藩的行列。 
　　此其时也，靖国各军连连报捷，一度几乎迫近省垣，其中省西蒲阳村一役，张义安以少敌多，尤使树藩为之不安。但为时不久，河南刘镇华见陈以省长为饵相邀，奉北京政府之命入陕援陈，山西阎锡山部也蠢然出兵西扰，耿直、张义安先后阵亡，形势转趋严峻。勿幕见靖国军各路彼此互不统属，号令不一，消息不灵，联系不周，不能形成合力，频频贻误战机，遂秘密派人与三原同志商议，一方面鼓动公请年德颇孚众望的于右任由沪回陕，以一军心，下势扭转混乱涣散的局面；一方面与南方护法之师取得联系，互为犄角，以储备北方革命力量。同时，鉴于西南靖国军唐继尧部有援陕之意，熊克武已驱走刘存厚而自为川督，又秘密派人经熊向唐请派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石青阳等部共出关中，驰援陕西。1918年8月8日，间关抵陕的于右任三原誓师，发表就职通电和布告，与张钫宣誓就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宣布取消各自原有名号，统一整编各部，建总司令部于三原设总部于三原。同年9月，叶荃率滇军由甘入陕，先至凤翔；王安澜等部则由鄂西北尽拔安康、南郑各地，吕超则出川北向陕南进发，旌旗云合，羽檄交驰，靖国军声势复盛。西路各县除�县、兴平外，悉归靖国军范围。陈氏震恐，然却不知这一切皆勿幕幕后运作，由于此前胡景翼故市为其骗掳，时尚囚于西安，于是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一面又因勿幕与胡谊同莫逆，卑辞泥请勿幕与彭仲翔以调人身份，至三原劝降胡景翼部以抵制叶荃滇军。井勿幕将计就计，却佯示不远离省，而愈是如此，陈则促之愈急，勿幕与彭遂趁机远�，智脱樊笼矣。一到三原，即为于右任所借重，公推井为总指挥，授予彭仲翔军务处处长，让井臂助其主持军事大计，并很快就决定集中兵力于兴平、��，肃清咸阳以西地区，以扭转三秦局势。张钫督率靖国军二路和一路一部分布防渭河以南，一、三、四、六路及叶荃滇军布防渭河以北，从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到乾县、醴泉，连营数百里，井勿幕亲赴前线，英气勃发，协同规划一切，全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态势，孰料当井勿幕奉命率岳维峻、董振五等到凤翔视察驰劳各军，“是时贾福堂复叛靖国军，多为残暴行，自咸阳以西时人谓之‘黑暗地狱’。”勿幕返回途中，即集合第四第六两路兵环攻兴平，数日未下，第一路郭坚命新降李栋材营驻南仁堡策应。某日栋材以郭坚名义函约勿幕于驻地会议，因李、郭同籍蒲城，李亦“素来仰慕井氏兄弟”，且是与熟人、部属相见，勿幕不顾他人提醒和劝阻，慨然仅带数人前往。“及往，郭固未在，则见李栋材迎之入室，方寒暄间，忽有人报郭司令至矣，井出往迎，甫至门外，栋材遽自后发枪击井，井及从者皆死”。李并当下割取勿幕首级，星夜拔营渡渭，赴西安向陈树藩报功。时正坐镇陕北的勿幕之兄井岳秀闻之，亟向树藩催索凶手以报仇，树藩与井氏昆仲关系素近，既忌岳秀因此反目衔恨，于己不利，又恐两军对垒，前途未卜，未便杜绝邀功之门，筹思多日之后，遂将栋材“资遣”，俾之远离陕西，而将勿幕首级派人函送时持中立的泾阳田玉洁部，由田转交三原靖国军总部，以示此事与己无关。可怜勿幕，竟以身首分离，匆匆槁葬于蒲城东门之外，从而酿成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井案”。 

　　 
　　违心指凶 
　　 
　　“井案”对陕西靖国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史载自此“诸军失其联系，成顿蹙之势。叶相石（即叶荃）以孤军走耀县，其余援军有观望者，有变方略者，自是至民国十一年止，四年之间靖国军以一隅之地，当七省之兵，受兵弥烈，虽经于右任以大义大节至严至正及大无畏之精神激励同志，抗拒敌人，已备尝播迁之苦矣”。然则如此惊天大案究是谁人制造的呢？世人皆知勿幕是为李栋材所杀，但是栋材与井份属同乡，熟稔而无宿怨，缺乏基本的作案动机 ，而其作为中隔数层一下级军官，倘无有力之人主持或主张，即欲杀井，亦谈何容易？所以舆论普遍认为其背后肯定另有主谋。至于是谁，则长期仁智不一，疑点主要集中在两三个人身上。 
　　一个是郭坚。因为第一，人多风传郭坚部队纪律一向不好，勿幕对此曾有所“箴规”，“郭深衔之”；第二，勿幕去南仁堡是应郭坚信约；第三，李栋材曾为陈树藩亲信马弁，与郭坚亦相狎好，此时已然投至郭坚帐下；第四，除栋材外，参与刺杀勿幕的李新生、任申娃悉为郭坚手下，事后郭坚不仅未予追究，甚至竟让此二人都当了连长；第五，勿幕去南仁堡是郭坚所约，郭坚本人却没去；第六，勿幕去南仁堡前，曾致信熊克武说很多人都劝他勿去，恐有危险。 
　　再一个是陈树藩。因为第一，陈虽与井有旧，但此前树藩“请”其去三原，意在借其声望收抚胡景翼部队，瓦解靖国军，没想到勿幕耍弄于他，不仅未按其意图行事，反倒担任了敌军的总指挥，直接和他对垒，使他既悔又恨；第二，李栋材戕杀勿幕时虽在郭坚麾下，但他曾是陈一亲信马弁和营长，杀了勿幕之后，又割下其首级径赴西安向陈报功，陈一开始还让他官复其原职；第三，井岳秀为了给乃弟报仇，屡次要陈交出凶手，陈不愿交，亦不敢留，资助栋材一笔巨款，让其远遁汉口租界以躲避。 
　　还有一个是马凌甫。理由有三：一是辛亥之前，陕西旅日学生分为关陇(咸长)、夏声(渭北)两派，井隶夏声，马属关陇，政治观点不同，某次开会争吵，夏声派曾动手打马，马认定系勿幕指使，一直怀恨在心。二是勿幕任总指挥后，出以治军公心，对郭部纪律“有所箴规”，时任郭部参谋长的马氏囿于个人成见和小集团私利，认为其私心自用，故意找茬，遂起害井之心。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陕西党人咸议公葬勿幕，户县华孝康登报广征证人证言，提出郭坚约井之函，系“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令张�(蒲城人，为郭差弁，摹郭书法酷肖)以郭的名义缮发的”，并持张�给当年郭的亲信冯绍芳的来信以为佐证，控之于长安地方法院。 
　　从目前研究的结果看，这三个嫌疑人中，马凌甫疑点最大，大至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此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而郭坚和陈树藩则多少有冤枉。根据是，对陈树藩而言，虽然勿幕之死，他是最大最直接的得益者，但是勿幕离开西安之后，龙归大海，已非他所能控制。勿幕兴平遇阻，事出偶然，此事让李栋材赶上，尤属偶然，彼何从而预知其必去凤翔视察劳军？返经兴平，又必然会攻打贾福堂且必然会去南仁堡，从而与栋材合谋而杀之？两军对垒，李栋材刺杀勿幕后，兴平既不能待，则其渡河投奔西安而来，当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不能仅凭其杀井投陈，就怀疑陈是真凶。对郭坚而言，豪放不羁，史传与井向有隔阂，但张钫说先一日勿幕访他，并约郭坚一起晤谈，“郭坚曾对勿幕说，‘乡党中瞧不起我这小贼，请乡党照顾咱一点，让咱拼个样子你看’。勿幕当时很客气地说：‘往日的责备，正是爱之深，不觉言之切，以后开诚相见，有错改错，勿存意见，勿听闲话。’郭亦释然，看不出有何深仇大恨存在胸中。”不能因为勿幕治军严格，批评过郭部纪律不整，李栋材杀井时为郭的部下，郭没赴约，李新生、任申娃也未被追究并被提拔当了连长，就怀疑郭是主谋。何况，郭坚为人爽直，作为一路主帅将领，大敌当前，亲痛仇快的道理，他还不至不懂，这样做“未免代价太大”。然而马凌甫则不同。除过上述三条理由外，华孝康《井案纪实》记载郭坚马弁张�给他的函称：“井先生之死，老司令（指郭坚）竟蒙不白之冤。其实命我写信召集会议者，马参谋长也；带我等驻扎马嵬坡，亦马参谋（长也）。是日弟赴正西，新生等往右翼赴南仁村，催李栋材开兵，不料竟下此毒手！”及郭坚亲信冯绍芳给他的函称：“当勿幕死时，弟远在上海，及弟由上海返凤翔时，多方侦察，略知一二。虽由郭坚背负不美之名，杀人由李栋材操刀，但动机杀人者，大有人在。明显一点说，即今日省中委之一人也”。都排除郭坚而认准是马，而他自己对马亦追索峻急，尽管法院以追诉时效已过不予立案，马却因此不安于位辞却省府委员远赴他地，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说，景梅九《追悼亡友勿幕之诗心》：“昨闻师子敬谓陈伯生（即树藩）接到勿幕遇害消息，顿足垂泪，因知杀勿幕非伯生意也。然伯生率以是败，则拟以子胥临终抉目悬吴东门，视越军入吴之情，亦无不合”云云。熊克武《我与井勿幕的交往》：“事后，外界传闻（上海方面的同志曾通一等也说）井勿幕同志是被陕督陈树藩杀害的。可是后来陈树藩来到四川达县，住在旧川军的一位军官家中，那时我已卸职闲居成都，他好几次托人向我说他要来成都和我见面谈谈。并且又说，井勿幕同志之死，有些人总说是他主使杀害的，他愿发誓与他无关，这件事自然有人明白。他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井之死是我们（靖国军）内部人干出来的”云云，两人与勿幕堪称至交，亦均一致为陈树藩开脱，应该都是有力的证据。 
　　然而，当时比谁都更关心“井案”内幕，也应该比谁都更了解“井案”内幕的于右任，则既不说是郭坚，也不说是郭坚身边之马凌甫，却一口咬定是陈树藩所为。他的著名的挽井勿幕联，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种态度： 
　　 
　　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 
　　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杷，就是陈树藩！ 
　　 
　　据今看来，这显然是他的违心之论，然而依当时的形势，他又不得不如此说法。因为：从舆论上讲，勿幕被刺，人情汹汹，众人一致要求追查凶手，作为总司令的于右任，不能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待，而陈树藩正其选也。首先，陕西靖国军是“反段驱陈”的产物，没有陈树藩的行为乖张，就没有陕西靖国军；没有陕西靖国军，就没有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的对抗；而没有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的对抗，自然也就没有和不会有井勿幕的被害。这个道理，最容易被人接受。其次，李栋材原为陈树藩亲信部下，又是具体实施刺杀勿幕阴谋的凶手，杀井得手，陈是最大最直接的得益者，其携井首级急赴西安邀功，陈不仅不将其交出，反而复其原职，并进而重金“资遣”使之远逸，种种迹象似乎在说明他与“井案”脱不离手，说勿幕就是他所谋害，顺理成章。 
　　从当时的形势讲，道理不言而喻，于右任是靖国军的总司令，他之回陕担任总司令，就是因为靖国军内部成分复杂，难于统一。现在全军“倚重之胡君 (即胡景翼)未及脱险，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战事空前吃紧，团结更是当前第一要义。推心置腹，他实在不愿和不敢相信勿幕为内部奸人所害，而毋宁希望是陈树藩干的。退一步讲，即便是郭坚或郭坚身边的马凌甫谋杀了勿幕，形格势禁，他于右任又能如何?口诛笔伐，无异于自暴其丑；鸣鼓攻之，又不正是仇敌陈树藩所梦寐以求的吗?他不得不设法把部队捏合在一起，不得不为靖国军的内部团结(哪怕是表面的、暂时的)与前途考虑。为此，他必须说是陈树藩，也只能说是陈树藩。如此既可以避免因追究凶手而导致靖国军内部更加分裂，使得全军上下同仇敌忾，不给陈树藩以可乘之隙，也足以使内部设谋杀害井勿幕的人心中不安，为自己鲁莽灭裂、褊狭自私闯下的弥天大祸，深自愧悔。虽然这样难免与事实不符，冤枉了陈树藩。 

　　于右任毕竟是于右任。大将殒命，群情激愤，传言的“陈树藩杀井”“郭坚杀井”和“马凌甫杀井”三种说法，他肯定做过比较分析而有所心得。他的毫不含糊地一口咬定陈树藩就是杀害井勿幕的元凶，实在是高明的一着，是大敌当前痛定思痛之后所做的最为明智的选择。“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明截、忿激和不容置辩的口气之外，还明白地蕴含着一份惊人的机智与太苦太苦的用心，不是吗? 
　　 
　　痛悼绵思 
　　 
　　“井案”对于右任的打击，也是创巨痛深的。他深知勿幕的为人和才干，也最清楚勿幕的价值所在。他的回陕主持靖国军，是井勿幕多方运动，派人迎请的；靖国军难得的一段短暂的辉煌，也是井勿幕计脱樊笼来到三原后，帮他实现的。回陕时他身衔中山先生使命，怀抱一腔热情，全体将士也是人人振奋，个个用命，然而曾几何时，变生肘腋，斯人远去，形势转又变成这般模样，其哀恸、苦闷的心情，可想而知。所以，其稍后《致广州参议院电》中，痛书：“噩耗传来，五内俱裂。凡我将士，莫不悲痛。我军倚重之胡君未及脱险，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右任扶躬自咎，愤恨何及！旋念逆氛未扫，陕难方深，际此危艰，责无旁贷，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诸公。”伤悲、自责与夫弘其遗志之情，透于纸背；其给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呈文，说：“陕西民军奄有一隅之地，独挡七省之兵，苦战经年，夷伤接踵，猿鹤虫沙，经沐玄黄之血，旗当中鼎，应铭将帅之勋”，盛称勿幕“名家龙虎，关中麟凤，奔走南北者十余年，经营蜀秦者可百余战。慨虎口之久居，已乌头之早白。淮阴入汉，旋登上将之坛；士会渡河，胥慰吾人之望。讵意武侯之指挥未定．君叔之志惧歼。于11月21日被刺于兴平之南仁堡。莫归先轸之元，空洒平陵之泪”，慨然以韩信、士会、诸葛亮、来歙等古名人以拟之，极尽推崇之词，“拟请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并含悲忍泪而作《吊井勿幕》诗一首： 
　　 
　　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 
　　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 
　　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 
　　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对井的莫名之死深表遗憾，发愿革命成功之后，一定要为他建一座像沪上宋园那样的墓园以志纪念。第二年，靖国军诸事不顺，继母刘太夫人去世。于右任公私窘迫，心力交瘁之际，又作《家祭后出城有怀井勿幕》诗云： 
　　 
　　云暗关门间道回，戎衣墨�鬓双摧； 
　　何堪野祭还家祭，不独人哀亦自哀； 
　　桴鼓经年空涕泪，河山四战一徘徊； 
　　东征大业凭谁共？ 唤得英灵去复来。 
　　 
　　对井勿幕益发思念。甚至1921年获悉井岳秀于汉口捕得李栋材，押回榆林将其剥皮剜心致祭于勿幕灵前后，悲不自胜，还专门写了一首《题井勿幕小照》： 
　　 
　　羞为榆塞剜心祭，忍读余杭志墓文； 
　　何以报国双泪眼，哭声直使帝天闻! 
　　 
　　兀自伤感不已，为勿幕被害而深自痛责。据已知的资料，这种情绪，于右任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1933年，华孝康在西安觅得一册元代书法家赵孟�临写的《兰亭序》，赴京请其题写跋语，因此帖为井勿幕生前旧物，后面还有勿幕死后不久，同样也被靖国军内部人戕杀的于鹤九画的山水画，他睹物怀人，自忖“自陕西靖国军起后，张义安、董振五、井勿幕、于鹤九、李春堂诸同志先后殉难，而此册则井、于二公精灵寄焉”，于是又赋《题华孝康藏赵临兰亭序》一首，再寄其哀：
　　 
　　回思于井诸君子，正气支撑靖国军； 
　　一册兰亭映残画，抚摩如哭故人坟。 
　　 
　　见物如见坟头，这是何等的感情！显见伤痛依然不减当年，至今读之，犹有催人泪下之感。直到十多年后偶然忆及陕西靖国军及西安“围城”诸役，他还作了十首《中吕・醉高歌》。其中第六首曰： 
　　 
　　【前调】魂招东里心惊，路入南仁月冷；山河百战人民病，五丈原头自省。 
　　 
　　诗中第二句的“路入南仁月冷”，就是讲井勿幕和“井案”的。何为同志、战友？何为刻骨铭心？读过右任先生的这些诗文，大致便可找到真谛，知道所谓“人间真情”，并非全是虚语。 
　　1945年，对国家民族来说，是个极重要的年份，对于右任和井勿幕，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这一年日寇投降，浴血奋战达八年的中华民族终于取得胜利，而此前陕西党人一直争取对勿幕举行公葬的夙愿，也终于得以落实。1943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勿幕。1945年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请国民政府追赠勿幕陆军上将，并准陕西各界所请，补助勿幕迁葬费一百万元，届时派于右任回陕主祭。勿幕逝世27周年纪念日，即1945年11月21日，公葬隆重举行，于右任亲临主祭并徒步送殡，安葬勿幕于西安南郊少陵原清凉寺墓园，并公开发表《祭井勿幕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右任谨以香花清酒致祭于井勿幕先生之位。文曰：公之成仁，二十七载，雪涕追怀，泪痕犹在。维公生平，雄才大略，以身许国，率师东渡，爰定同蒲，乃克解潞。滇池起兵，翊赞松坡，义旗北指，胆慑群魔。靖国肇造，公羁省城，假名说降，突脱樊笼。同肩巨任，共擘戎机，六军将士，由公指挥。出师西征，我送其行，慎防奸宄，反复叮咛，公曰毋念，敌已有间。招之来归，若操左券，讵中奸计，殉国南仁，我军不振，此其大因。呜呼，廿余年中，国事蜩螳，今逢胜利，授令褒扬。终南之麓，曲江之旁，英灵永寄，云水苍茫。尚�。 
　　 
　　深情历述勿幕的优长和辛亥以来的杰出贡献，说到勿幕对他的鼎力襄助和他对勿幕悠长的思念，也含蓄但却不失明白地表达了他对“井案”主谋的看法。至此，事情终于才算画上了句号，而他，也才终于兑现了对勿幕的承诺，从而释然坦然，给人感觉比早先轻松了许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这些悼念勿幕的诗联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即宋教仁。宋教仁，近代民主革命家，字�初，号渔夫，湖南桃源人。曾参与发起华兴会和同盟会，为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民初曾任法制院总裁、农林总长等职，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亟思成立政党内阁，为袁世凯所忌。1913年3月20日晚回湘探亲后经上海去北京，行前去《民立报》馆与诸友话别，于右任等送至上海北站时，被袁世凯亲信赵秉钧派人刺杀。于等急送宋教仁去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不治，以三十一岁身亡，导致耸动全国之“宋案”。于联吊井勿幕联上句“不亚宋渔父”的“宋渔父”，指的是他，于诗《吊井勿幕》末句“特起邱山拟宋园”的“宋园”，指的是他的墓园，看得出在于右任的眼中，井勿幕是可以和这位中国宪政先驱相提并论的。何以如此？井、宋二人都是他的亲密战友，其遇刺都和自己有关，有就近取譬之便，而联中说井“耿耿爱国热情，不亚宋渔父”，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当是与他们二人有许多相近或相似之处有关。如与宋教仁一样，勿幕也是一位辛亥革命先驱，虽然总体上讲宋更长于政论、宣传，井则宣传之外，更重于实际发动，然其运动辛亥革命之事功，亦足以向前者一样彪炳青史。如与宋教仁一样，勿幕也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积极反对者，宋力倡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到处发表演讲，反对袁世凯的专权，井则袁甫称帝，即径赴云南参与蔡锷发动的护国之役，与之以武力相抗；袁取消号帝之后，复联合民党人士发表宣言，力阻其再称总统，其民主革命精神，与前者要无二致。而“井案”和曾经轰动全国的“宋案”，更有如下两点惊人相似的地方： 
　　其一，与宋一样，井勿幕也是为民主革命而光荣捐躯者，宋死时31岁，案惊天下，井殁时亦三十一岁，同样举世瞩目。两人均为不世之才，而同样英年早逝，识者殊觉惋惜，是当时议论较多之话题。 
　　其二，与宋一样，井勿幕也是遭人暗杀的：一个时为1913年3月20日，一个时为1918年11月21日；一个过两天毙命，一个当即身亡。而刺宋的，谁都知道是袁世凯，杀井的，则不用说是自己阵营内的“奸人”，但是形格势禁，宋死之时，谁都不好说出真相。如于右任在宋遇害周年为宋所撰碑词说：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 
　　 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意即大家心里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格于形势，谁都不能说，不敢说――直说了恐有性命之虞，曲说了又怕招致天谴，只好“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了。勿幕之死也一样，虽然于右任清楚地知道凶手就是自己的手下，但是为了靖国军内部的团结，为了不影响广大将士对敌斗争的情绪，为了当时他所倾心的革命大业不致中途夭折，即使再委屈和再愤懑，也只能私下捏了鼻子，隐忍不便直说，所以一想到井勿幕和“井案”，便不由得将其事和当年的宋教仁和“宋案”联系起来，一以表彰勿幕先生的革命事功，一以表达自己痛楚而难为外人言道的心情。吊井勿幕联是这样，《吊井勿幕》诗是这样，就是《题井勿幕小照》的“羞为榆塞剜心祭，忍读余杭志墓文”、《题华孝康藏赵临兰亭序》的“ 一册兰亭映残画，抚摩如哭故人坟”，和《中吕・醉高歌》的“路入南仁月冷”，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宋教仁的“宋案”，也同样都包含着这样的委曲和委屈，都能读出苦不堪言，愧对故人的歉疚况味。说勿幕之死曾为右任先生的一大心结，这话当不为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