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名字的时候靳卫红笑了，她说名字曾经令她有过无限的烦恼：“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为了表明他的一颗红心和立场就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小时候我十分不喜欢这个称呼，觉得不好听。而且容易让别人联想到文革，我对此也很反感。我私下里给自己改过很多名字，由于感到不习惯，最后还是沿用卫红这个名字了。”

　　如果说孩子的名字反映了父母的心理，那么靳卫红父亲的心理无疑是复杂的。

一方面，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他希望小卫红能跟随社会主流风气：生得根正长得苗红。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在靳卫红幼小的心中早早植下中国古典文化的种子，让她成为一个异类。“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环境里，这在我的同学当中是比较特别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接触大量的古典文学，背诵唐诗、宋词和优美的散文。他也允许我去乱翻他的藏书。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些感情(感情博客,感情说吧)。”靳卫红说。

　　至于1978年，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学习的年龄。靳卫红这样总结那时的生活，“背文章，画画。我父亲每天都要求我要完成一些任务。比如画速写，每天要画多少张等等”。

　　每个人儿时都有些宏大的理想，或者遥不可及或者浪漫天真。靳卫红的理想却特别的单纯，就是当画家。“长大了要当一个画家究竟是我父亲的理想还是我的理想，我已经没法弄清了。什么时候立下这样的愿望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父亲曾经认真对我说过，当画家饿不死。那时候的画家很多都是画连环画的，只要有一根毛笔一瓶墨水你就可以活着。这可能是我对画画和生存之间最初的一个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现，艺术界也掀起了新变革。1985年，靳卫红上了大学，选择了传统的国画专业。那正是 “85思潮”狂飙突进的一年，这场启蒙主义的带有一种青春、浪漫、乌托邦气质的运动，深深影响了靳卫红这一代人。

　　上大学赶上了开放，工作时就要面对改革了。靳卫红对个人命运真正感觉到变革的时候也许就从毕业开始。“我毕业的那一年有一个很严格的命令，要求我们下基层锻炼。我就被分配到玄武饭店了。但是由于和自己的理想不符，最终她义无反顾地决定了辞职。所有人都反对，问她怎么生活，她说就靠画画。“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但我一定要承担这个风险。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就像一个一直依靠着父亲肩膀的小女孩，突然被摔到社会上来，感觉很不适应。有几年我真的觉得特别的艰难。现在想想那种艰难也有很好的收获，就是给我提供了长大的机会。”靳卫红说。

　　几经周折，最后靳卫红过上一种一边做艺术家，一边做艺术杂志编辑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对她来说互为补充，都很重要。

　　如今，靳卫红在《画刊》（即《江苏画刊》）任编辑部主任。 “85”时期《江苏画刊》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影响了一个时代，靳卫红在1991年参与工作，正是它的巅峰时期，她一直工作到现在，可以说她也见证了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一段历史。

　　《江苏画刊》也在2003年改版为《画刊》，希望继续发挥影响力。“改革30年确实是非常了不起。我们评价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肯定是正面的，虽然问题也有很多，但是正因为有问题出现，才恰好说明它有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在问题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找到我们学术的落脚点。”在2005年某论坛上，靳卫红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倾向问题，“艺术家还是有责任用他的艺术来干预社会，应该有建设性的高度，而不应该只是把艺术简单化符号化，去迎合别人对中国艺术的想象。”

　　20年以来的靳卫红，一直致力于艺术探索，尤其是水墨画的探索，她说这和文化身份有关联。 “我会考虑我和传统的关系，我和这个画的关系，还有艺术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靳卫红吸纳了传统的精华，并将它作为一种元素，在创作的时候呈现出来，当然画作的内容是完全当代的东西。“画还可以这么画！”有人曾感叹，靳卫红在艺术实践中将中国传统绘画里稀缺经验——对自我的探索——表达出来，深受学术界关注并被积极评价，这种坚持也就形成了靳氏新画风，并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30年了，靳卫红依然在为她的理想而奋斗着。“85”这一代人，理想化却也很务实，靳卫红说：“理想终归只是理想。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实现理想的途中。所以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你的高度在变化，所以你的理想的标准也是在变化的。”

　　靳卫红，一个中国文化方式的探索者，她的故事，即是对我们这时代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