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耀华　　画家，师从贾浩义、董寿平、陈雄立等名师，30余年深入名山大川对景写生，如今隐居在京郊平谷季家沟，已达17年。

17年前，当靳耀华下决心隐居山林时，他是大款、成功者、名人，几乎所有朋友都被他的决定惊呆了，他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别傻了，最多3天你就回来。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甚至没有充足的电。很长一段时间，小院里唯一的“客人”是毒蛇。

在太阳下耕作，腰系麻绳去打水，盘桓于山间，甚至一整天都见不到活人，所有的话，只能和自己养的大狗倾诉……村民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放着城里好日子不过，跑这里修理地球玩，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等怪人。

隐居，这个词退出现代社会已太久太久，俨然成了传说。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靳耀华都不像一位58岁的老人。他喜欢笑，那是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他将头半仰着，任胡子在空中飘洒，声震四野，那一刻，有一种肆无忌惮的自由，在大地上升腾。

17年匆匆而过，或痴迷或执著或沉沦或凋谢的生命，悄然间已越度无数，而靳耀华仍在坚守着他的林泉，那里，有他的感慨与真实，那里，有他的欢乐与发现。

父亲是大隐隐于市

我是老北京人，在朝外大街长大。老北京九个城门，数这里最热闹，因为它是粮道，自古店铺云集，商业发达。

我父亲是生意人，刚解放时家里尚有17间铺面房。亲戚里做买卖的也多，我姨父带驼队，据说有十几把骆驼，这一“把”算多少，我也说不清，总之，跟今天跑长途的车队差不多。

那时商人重修养，我父亲诗、书、画、琴都在行，小时候，他教我平仄、句读，所以我那时写日记都用文言，我家五个孩子，个个会拉小提琴，姐姐后来成了专业琴手，去年还得了两个国际大奖。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家赋闲，有时写写诗，朋友想帮他发表，他怕惹事，不同意。我总说，我是“小隐隐于野”，父亲才是“大隐隐于市”，画两笔画，吟风弄月，和周围人几乎不打交道，就这么，他度过了后半辈子。

一把红木椅子才卖4、5元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收入全靠我母亲，有时也挺困难的，只好卖家具、旧物。那时只能卖给国营的信托行，一把红木椅子才4、5元，红木大衣柜不到20元，但那时的钱值钱，10块钱就能过一个月。

父亲很沉默，这也与“成分”不好有关，铺面房等被没收了，领导说只要把剩下的小四合院交公，可以给他分配工作，他犹豫了好久。我大爷就交了，被分配到门头沟当工人，邻居照相馆的老板也交了，被分配去看大门，我父亲一看，干脆不要工作了，小院也没交。在那时的北京城，他也算凤毛麟角了。所以我从小在独门独院中长大，这对我后来隐居，有一点影响。

在北海公园游荡的少年

“文革”时，我父亲这样的“带帽”资本家，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家也不敢住了，我整天躲在北海公园里，5分钱门票，加上3分钱烧饼，这就能过一天。门票便宜，可为省钱，还是常逃票，好在挺容易，蹲着身从检票处窗口下走过，里面人看不见。

白天闲逛，晚上回家，家里约定，如果门口摆了花，千万别进门。在公园里溜达累了，有时就在假山的山洞里睡一晚。

那时北海里好多像我这样躲出来的人，但“红卫兵”也常来，没躲过的就会挨揍。这样过了半个月，总算没什么事了，我当年才十三四岁，这段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毕业前，我准备好去插队，家里还给我做了个木箱子。我大哥他们班都去了陕西黄陵，他的同学后来说，天天流眼泪，袖子都能拧出水。我大哥本想带我一起去插队，有个照应，可联系插队的地方一直没落实，上级也忘了有他这么个人，居然阴差阳错地没去成。

1970年，由于前几届毕业生下乡，工厂极度缺人，我们那一届全部留城分配，就这么，我进了北京第一机床厂。

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从小喜欢画画，到工厂不久后改做宣传，后又拜师学艺。

1983年，改革开放大潮涌动，街道给我家退了两间半门面房，我想，干脆自己干吧，不为赚钱，只为太喜欢书画艺术。那时想开书画店很难，叫“特行”，光办执照就用了一年。我是改革后北京第一家私营书画店的老板，就像第一家私人餐馆悦宾饭馆的老板一样，引来周围人的好奇。

1984年，步云轩书画社正式开张，那天鞭炮一放，路过的公交车司机抻头看热闹，连车都不开了，交通足足堵塞了20多分钟。

刚开始生意艰难，但很快就走向繁荣。那时画便宜，范曾先生的作品才400元，这还算贵的，当时普通工人月收入是40元零一毛，差距并不大。

就这样，我淘到了第一桶金，画店一直开到1994年，我这人小富即安，有了积累，就开始想：人究竟该怎么过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一年，我在平谷山区季家沟买下了几间旧瓦房和2亩多山地，开始隐居。

找到了刘邦的感觉

刚去时交通不便，几乎没有路能到我们那个村，先得坐4个小时的长途车，然后换农用车， 进去一次，至少半天。

整个村也就四户人家，7、8个人，四面全是山，在里面转一个月也见不到人影。没自来水，要自己挑水，十几米深的井，掉下去就完了，因为没人来救你。我女儿心疼我，给我买了根麻绳，让我挑水前先将自己捆在大树上，以增加安全系数。

朋友都觉得我发疯了，说这么苦的地方，我最多呆3天。

其实，他们不了解我，现在大家说户外、野外穿越什么的，我50年前就玩这个了，那时一有闲工夫就四处旅游，自己背着煤油炉、挂面、酱油膏什么的，专挑最野的地方去写生。我一直梦想着，到老了，能找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地方。

刚到山里，我养了一群鸽子，没想到招蛇，全村的蛇互相通知，每天不断。没办法，只有打，打死了就炖着吃，最大的一条挂起来，和我一般高——1.78米。村民看我赤手敢抓蛇，都惊呆了，说实话，那时真找到点刘邦的感觉。

我的邻居是癌症患者，我把蛇炖好了送给他，后来他也不吃了，天天都吃，实在腻了。后来他被毒蛇咬了，腿肿得跟电线杆子那么粗那么硬，山里人穷，这时也得掏300元打车进城抢救，算是捡了一条命。没想到这一折腾，他的癌症反而好了。（注：此为巧合，并无科学根据，请勿模仿。）

人生需要慢下来

隐居的生活确实辛苦，自己捡柴烧，自己种粮吃。光挑水浇地每天至少4趟，一担水将近100斤，我去之前，村里能干的被大家开玩笑叫“劳模”，我去后，大家说，我比劳模还劳模。没办法，地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一下雨，马上出一层草，不拔不行。

其实，真正难熬的是寂寞，因为没有能和你对话的人。到后来，只好和我的狗说说话。那真是一种煎熬，还好，我还算能耐得住寂寞。

很多人奇怪，山里究竟有什么好的，宁可放弃城里的生活？

其实很简单：山里的节奏特别慢，在那里，我可以两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就是坐着看山。过去我看到的桃花，只是开放的那一时段，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从孕育，到生长，到盛开，到凋谢，能体会它生命的全过程，并因此而从盼望，到惊喜，到快乐，到伤感，每个阶段的感受都不一样。

走得慢点，才能品出生活的滋味。否则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挺好的东西，吃下去不知道是什么味。人生的每个阶段，如果都能嚼碎了，看仔细了，你才能有体会。

朋友说我太“小众”，我说这就对了，说明我活的和一般人不一样，人只有小众了，才能比别人多那么点乐趣。

心仍向往出走

如今，我隐居的这个村，也在遭遇着现代化的威胁。通了自来水，也有了公路，我门前的小溪，已经干涸了，或者将来这里会成为旅游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只好搬到更荒野的地方去隐居了。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个日本人跑到北极隐居，连蔬菜都没有，每天抓鸟吃，我想，如果有一天所有地方都被现代化占领了，我就去北极。

我是改革开放第一批的受益者，回望当年一起创业的那些人，要么穷了，要么死了，坚持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了，大家都说先赚钱，以后再享受，每个进山的朋友都和我说：你过的真是神仙日子啊，过几年就来和你做伴，可至今也没来一个。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刹得住车呢？有多少人真懂得急流勇退呢？香港导演李翰祥说，拍完《火烧阿房宫》就退休，结果还没拍完呢，人就去世了。

我就是这种个性的人，不喜欢拼搏，图安逸，也不想成为谁的榜样，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多了也不行，属于个案，没普遍性。所以我总和我女儿说：我这辈子，对社会贡献实在太少了。可我认这个理：人活着，就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