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世家13: 临淄段氏 段氏家族: 武力终究让位文化 　　除了一部《酉阳杂俎》,临淄段氏家族并没有给后世留下太多记忆。 　　然而,世家大族中没有谁比他们更关注世俗社会。从来不为科举所累,段氏早年在西北征伐,立下赫赫战功,随着不断迁徙至内地,唐王朝建立后,其家族逐渐完成了家风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并受惠于门荫制度,族人直接入仕。他们几乎不关注科举,优越的家境让他们有精力去搜奇猎异,遂不以经学传家,反而杂融并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世家的“杂学”风格。 边疆来的外人 　　临淄段氏相对于孔、孟、颜、曾等儒家名族而言,自是不能望其项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智银多年来一直从事临淄段氏研究,在她看来:“唐代临淄段氏家族因段志玄、段文昌、段成式等几代人在唐代历史上的独具贡献而享誉千古,成为由武起家、以文立身的家族典型,在山东家族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自西北迁至中土,段氏家族为官各地,多有建树,其崇尚武力的家族风尚,少不了西北地域文化的因子。早在两汉时期,段氏家族就活跃于抗击匈奴的前线。 　　段卬和玄孙段会宗在西域颇有功名。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匈奴稽粥单于入侵狄道(今甘肃临洮),十四年(公元前166)又大举入侵“杀北地都尉卬”。北地都尉段卬是汉匈交战中最早阵亡的边将,显示出了段氏家族的勇武英雄。 　　段卬的玄孙段会宗,主要在西域任西域都护等职,他的举动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即开拓疆土,立功异域。 　　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与汉文汉武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别,正如谷永临别赠言所说:“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 　　在这种形势下,段会宗“柔远之令德”和“以勇略选”的品质帮助他在安抚西域诸国中立下了奇功,对于维护朝廷控制已经开拓的疆土,以及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段会宗在西域所采取的恩威并施政策,对后世稳定边疆很有借鉴意义。随后,段会宗的从曾孙段颎,也担任护羌校尉,多次平定羌人叛乱,足见段氏戍边有方,武勇冠世。 　　魏晋时期,段氏家族隐没无闻,到了北朝时期才有段颎七世孙段信的相关信息,并在西凉北魏时期演绎出段氏家族又一段辉煌的历史。 　　段颎的八、九世孙段晖、段承根父子,从十六国时期开始在政坛上显露,到北魏太武帝时期归附北魏,不久被杀,显示了那个时期士人活动的迹象。 　　段晖、段承根父子都是有名的武将才子,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下,性命难保,令后世学者深感惋惜。 　　北齐时期,段荣、段韶父子,跟随高欢起兵,南征北战,再创业绩,对高齐政权的建立具有佐命之功,因此得到重用,其后代在政坛上也得以平步青云,最终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为炙手可热的家族。 傍上李唐王朝 　　隋末时,段氏从西北内迁,整个隋唐时期,临淄段氏家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家族更多的人在政坛、文坛上成为一时翘楚。 　　傍上李氏王朝,是这个家族的振兴起点。段偃师是段卬十四世孙段纷的后代,他从西北地区徙家于河南,即迁居临淄,因为临淄当时属于河南道。 　　段偃师在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在当时政治风云的激荡变化中,他审时度势,跟从唐高祖李渊起义,官至郢州刺史。因为参与李唐王朝的早期起兵,所以在李唐王朝建立后,段偃师的官职也跟着不断升迁,并在身后荣及子孙。 　　段偃师的儿子段志玄,与父亲一起参与征战,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段氏父子英勇善战,为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武德四年(公元621)二月,在进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时,段志玄被抓获,后用计逃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后从讨王世充,深入陷阵,马倒,为贼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奋,二人俱堕马,驰归,追者数百骑,不敢逼。”清代赵翼将这件事看作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陷敌脱归”样板。 　　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段志玄坚决地站在唐太宗李世民一边,这是他得到唐王朝重视和成为李世民集团重要人物的关键。段志玄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又能够一视同仁坚持原则,也被唐太宗大加褒奖,将其比作汉代名将周亚夫。 　　因段志玄在唐初的一系列战争中建功卓著,所以享受到了多种优厚待遇。唐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第时,段志玄被封褒国公,食邑九百户。即使身后也依然荣光无限,被图画于凌烟阁。　　　　 宰相之后无大官 　　尽管段偃师、段志玄父子顺应历史,参与唐朝初年的起兵反隋活动,以家族之力支持唐王朝,但在这个时期,段氏家族仍然只是延续了以武起家的家族传统,文治上乏善可陈。 　　“唐朝初期乃至盛唐,是段氏家族的转型时期,从段志玄的三个儿子开始,到段文昌之前,随着唐代社会的逐渐太平,段氏家族实现了从以武发家到以文守业的转变,这也是唐代社会转型变化对段氏家族发展影响的结果。”许智银说,段志玄的儿子、孙子、曾孙子都有做官的经历,任职情况不一,直到玄孙段文昌,将段氏家族推到了辉煌的高峰。 　　段文昌是中唐名相,号称“铁腕宰相”,历经三朝,多所建树,其所书《平淮西碑》与韩愈一争高低。但段文昌初入政坛时并不顺利,在荆州客居期间,不仅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生活也贫困潦倒。后来离开荆州,向西到蜀地投靠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凭借李吉甫的提携,得以进入长安,在政治上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完成了段氏家族由武而文的转变,确立了段氏家族在唐代文化上的卓然地位。 　　段文昌为段氏家族荣宗耀祖铺平了政治上的道路,也为其后代为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唐代科举考试盛行的背景下,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能未经科考为官,明显是蒙受了父亲的余荫。 　　因为依赖父亲的荫庇进入政坛,而不是靠科考,段成式的官职清闲,为政建树不多,仅仅只有在任处州刺史时因修建水利工程而为后人所称道。 　　出任处州刺史时,段成式对造成水患灾害的恶溪进行治理,使其变成遗惠百姓的好溪,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后人在好溪渠附近的洞溪畔建立了“思贤亭”。宋龚源称颂说:“惟唐段公,德茂政清。水怪不作,溪更恶名。”可见恶溪改名好溪与段成式对渠道的通淤取直、减少泛滥有很大的关系。 　　段氏后人则更加不事科举,段成式后人在政治上除了段安节之外,多是小官,史书上很少留名,后来族人或是战乱遭遇不测,或是隐逸遁迹,其踪难觅,甚至仅仅到唐末五代战乱时,就已经湮没无闻了。 　　不过即便如此,临淄段氏家族自段文昌起,就颇有文名。尤其是段成式,作为段氏家族中的扛鼎人物,一部《酉阳杂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段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中,他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他的祖辈凭借战功兴起家业,他的父辈亦武亦文隆盛宗族,他则以文章光耀家族,丰赡的诗文著作在唐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他的下一代同样以著述流传青史。 从尚武到尊贤尚智 　　时至今日,临淄段氏几乎没留下任何遗存。段文昌尚在湖北荆州留下名吃“千张扣肉”,在成都任职期间,段文昌也因好读书,留下较为著名的读书台,该处原有几百间房屋,但在1960年后相继损毁,现仅存几间房舍,成为一家果园的所在。 　　作为祖籍临淄的段氏家族,他们的一些文化创举成为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仍须后人自习去辨析梳理。 　　回看这个家族几百年的兴衰,自西北边陲以戎马生涯发家,经过汉代、魏齐等几世先辈的奋斗,至唐代一跃而为世家望族,荫庇后代,其家族的兴旺过程及际遇波折,与封建社会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但却也形成了与其他世家大族决然不同的起落轨迹。　 　　“临淄段氏家族因为不同历史时期所生存的地域环境的迁徙变化,形成了段氏家族不同时期的家族风貌。在由边陲到内地的迁徙过程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段氏家族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许智银说。 　　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使西北地区的民风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结果。 　　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氏家族受西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的一面。在魏晋十六国动荡的环境下,段氏家族的发展受到河西地区文化的影响,至北魏时期段氏家族的文化风貌渐趋鲜明。 　　考察段氏家族在隋唐时期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段氏家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环境对段氏家族的文化崇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就段偃师和段志玄父子活动的太原郡来看,他们就是受北方地区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最终参与到反隋战争中的。 　　关于临淄所在的青州之地的社会环境变化,如“尊贤尚智”、“崇尚学业”等,对于此后段氏家族文化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段氏家族从远在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崇尚武力,至唐代迁居内地后渐进为崇尚文化,以文化立家,显示出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家风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其家族历史地位的上升,段氏家族对后世各地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两汉时期,段氏家族代表人物段卬、段会宗,不顾个人安危,出使西域,赢得了边疆地区的安定,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段颎平定羌人之乱,维护了地方治安。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段氏家族开始迁往代京,随之引起了河西文化向北迁移的浪潮,为代京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段文昌作为中唐名相,辗转各地为官,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段氏家族自汉代从西北武威一路走来落户临淄,历经岁月沧桑的磨炼,见证了几多封建王朝的兴亡,亦武亦文,不辍奋斗,审时度势,图谋发展,至唐代达到了家族的显赫兴盛。 　　其家族与唐代文化与文学之关系实乃互为因果,整个唐代的大文化培养了段氏家族,段氏家族又以自己的贡献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一笔奇异的色彩。 三教九流都为段氏所用 　　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和平时期,则要传递文化。历代世家大族多以文化影响后世,其家学也多以经学礼教为传统,但段氏家学传统表现出兼收并蓄相对开放的“杂学”特点。 　　段氏家族到官至宰相的段文昌始有文名,段文昌著有《食经》五十卷,惜已失传,其一篇《平淮西碑》敢与韩愈一争高下。段成式则是其家族中文名最高的中坚人物,以一部《酉阳杂俎》享誉千秋,段安节又以撰著《乐府杂录》留名文史,段公路又著《北户杂录》以保存岭南文化而独具价值。 　　从文学体裁来看,段氏家族所留下的这三部书皆属于笔记小说,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并且皆热衷于搜异传奇。段成式自己于书序中标榜曰“抑志怪小说之书也”,《乐府杂录》是段安节所见唐代音乐艺人等的见闻录,段公路的《北户杂录》则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区文化的重要学术著作。 　　对于以经学为传统的士子来说,这些搜奇好异的东西似乎上不了台面,然而这“杂学”恰恰又成为段氏的独特之处,也是上千年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临淄段氏研究者许智银说:“《酉阳杂俎》记载的许多宝贵逸闻轶事都有独家唯一性,‘信而有征,可补史阙’,由于段成式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古之佚文秘典,往往而在,故征引者不绝也’,后世各类书籍从《酉阳杂俎》中各取所需,广泛征引,反证了《酉阳杂俎》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价值正在于段成式所记往往是即将消失的或众人忽略的,因而尽管其所记‘极谲怪浮夸’,后人还是征引不绝。” 　　至于在那个崇尚儒学的年代,临淄段氏为何会热衷“杂学”,究其原因,首先有天然禀赋。段氏族人尤其是其中几个文化人,幼有才气,学识过人。段文昌以其官至宰相的高贵,为其家族创造了优裕的生活环境,他的儿子段成式“博学强记,且多奇篇秘籍”,自幼遍读典籍,“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其家族家教耳濡目染的熏陶,造就了后代著书立说的共性特点。 　　为了方便读书,段家自然少不了藏书,很多还是秘籍。段文昌为相二十余年,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旧唐书》中《段文昌传附成式传》云:“家多史书,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北户杂录》,内容各有侧重,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足见其家藏书颇丰。段成式还曾“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 　　更重要的是,段氏家族兴盛于文化开放兼容的李唐王朝,除了儒学,他们兼容并蓄,尤其是临淄所在齐地的文化风尚,段氏家族倾心吸纳。“齐国濒临大海,使它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许智银告诉本报记者,齐国的海洋文化特点培养了齐人豪爽的人格和开阔的心胸,如段文昌,少时便有齐人遗风。虽然迁居荆州,但段文昌依然保有齐人风度。段文昌一生多次入蜀摄官,又“移镇荆南”,“世客荆州”,在长安有宅,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使段成式有机会跟随父亲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段成式入仕后,亦多次出任吉州、处州、江州刺史,每到一地,他都能深入考察地方风俗,以其祖籍文化融会各地特色文化,兼收并蓄多种知识。 　　“可以说段氏家族家学以‘杂记’著称,是其家族以齐鲁文化为核心,兼容吸纳所迁徙地文化的结果,反映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互动影响。”许智银说。段氏家族还有思想开放,较少束缚。比如段文昌尤喜《金刚经》,段成式记载:“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段文昌的好佛喜道对段成式影响很大,段成式又“精通三教”,“尤深于佛书”,说明他儒释道兼通,思想不囿于一学,特别是与僧人、道士多情谊,屡屡有诗句提到与释道的交往。实际上,唐代段氏家族的社交圈一直很广,既有政客文人,也有僧道隐士,遍及三教九流,这对其以杂闻名的家学的形成不无裨益。 家族解码： 研究苍蝇的文学家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酉阳杂俎》卷十七《广动植之二·虫篇》有云:长安秋多蝇,成式蠹书,常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段成式读书如蠹书,不顾蚊蝇叮咬,每日读百家书五卷。偶尔逮住一只苍蝇,也不放过仔细探究的机会,而且还总结出了长安秋蝇的特点,其好学习与好探究之甚于此可窥见一斑。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广知》借清河王之口曰:“人不读书,其犹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书生。” 　　除了苍蝇,段成式研究了各种昆虫,众多昆虫的名字因段成式的记载也留下了其俗名。如蚂蚁,“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马蚁一词出现之后开始被广为应用。 宰相段文昌曾到寺院蹭饭 　　段文昌早年在荆州客居期间,不仅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生活也贫困潦倒,以至于到佛寺求食。宋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云:“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贫窭。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诣寺求食,寺僧厌之,乃斋后扣钟,冀其来不逮食。”这段艰难的经历在段文昌心目中印象颇深,大和四年(830)出镇荆南时,曾题诗曰:“曾遇阇梨饭后钟。”　 　　还有记载:“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靸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段家收受大量下属的书 　　至唐代,世族家庭尤其重视文化教育和收藏书籍,段文昌本身既好读书,又博览经史,为官二十余年,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但其得书的途径却受到时人非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钱徽传》云:“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吕》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段氏藏书中当有不少是如此收受的,然人有错,书籍无过,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 　　《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北户杂录》,内容各有侧重,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足见其家藏书颇丰。《酉阳杂俎》的名字也暗示了其家藏书丰富的信息。酉阳即小酉山,今湖南沅陵,相传山下有石穴,其中藏书千卷,段成式以其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段成式又曾任职集贤院,集贤殿是唐代文学三馆之一,为段成式博览群书提供了便利,保证了《酉阳杂俎》能够广泛涉猎搜取所需材料。段成式还曾“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拥有富裕藏书是文化世家传家的法宝,段氏家族优越的图书条件,使其后代能够从兴趣爱好出发杂记奇闻异事,兴微继绝。（据《唐代临淄段氏家族研究》许智银　著) 家学传统以“杂”扬名 　　许智银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殊不同于以诗书礼教、科举仕宦传世的名门望族,其家学传统以“杂”扬名,以著述显现,以价值宝贵取胜。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以及段公路的《北户杂录》,三种以“杂”命名的撰著,从思想目的到内容风格,莫不一脉相承,而又各有千秋。 　　段成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以诗文显名,而以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享誉青史。《酉阳杂俎》自问世以后,一直颇受历朝士人关注,征引其书材料者不计其数,至今仍是学界广泛引用的书籍之一。李剑国首肯《酉阳杂俎》曰:“唐世小说,本书最传,为古今瞩目。”《酉阳杂俎》的写作宗旨为,举凡经籍不载的、诸子不语的、正史不屑的、别集不收的,有关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精神信仰等都在他的记录范围,而以志怪为标的。段成式摄取现实生活中的千奇百怪,诡秘异闻,以闳深奥衍之词曲折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全景,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芸芸众生,世态百相,三教九流,搜罗殆尽。正如明毛晋所云:“天上天下,方内方外,无所不有。”《酉阳杂俎》一千二百八十八则闻见书录,对全面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化具有广泛的索引价值,可谓唐代文化史上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 　　段安节以一部《乐府杂录》扬名后世,该书是在《教坊记》所缺的基础上完成的。段安节曾说,因为经过战乱造成乐器毁坏、乐人散亡、乐章丧失情况严重,他感到有必要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教坊记》亦未周详”的内容补记下来。正是有赖《乐府杂录》的记述,唐代的乐曲名称及内容,才能够以原貌呈现于后世。 　　段公路以著作《北户杂录》进入唐代文化名人之列,撰写风格一仍其父兄《酉阳杂俎》和《乐府杂录》的特色,广泛搜集奇异物产。《北户杂录》可谓唐代岭南地区物产的集大成,段公路在书中大量征引前人关于岭南地区物产的纪录,关于岭南地区物产资源的分布,为后世全面认识唐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一手材料,关于岭南地区各种特色食品的介绍,既展示了岭南地区与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差异,又为充分认识岭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来源：网易新闻原载2014年05月12日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