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记载：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入台即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贪墨状，大舟至遣戍。已，论请从祀曹端、陈真晟、罗伦、罗洪先于文庙。出按广西。 帝以张有德请备大礼仪物，复更册立东宫期，而申时行柄国，不能匡救。一本上论相、建储二疏。其论相曰：昨俞旨下辅臣，令辅臣总政。夫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惟嫌怨所在，则以出自圣断为言，罪何可胜诛。所当论者一。 评事雒于仁进四药之箴，陛下欲见之施行，辅臣力劝留中。既有言及辅臣之章，亦尽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过如此，复安望其尽忠补过耶？所当论者二。 场科场弊窦，污人齿颊，而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请执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与见从仕籍者，暂还里居，俟父致政，乃议进止。毋令犬马报主之心，不胜其牛马子孙之计。所当论者三。 大臣以身殉国，安复有家。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所当论者四。 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启言事，先臣弗为。今阁臣或有救援之举，或有密勿之谋，类具揭帖以进，虽格言正论，谠议忠谋，已类斜封密启之为，非有公听并观之正。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书之故事，启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当论者五。 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所当论者六。 三公职在论道。师，道之教训。今讲幄经年不御，是何师也？傅，傅之德义。今外帑匮乏，私藏充盈，不能一为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体。今圣躬常年静摄，尚以多疾为辞，是何保也？其兼衔必曰太子之师、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仪，至今又复改迟，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职矣。所当论者七。 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赀蹑级，循列卿位，以觊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推内引，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所当论者八。 先民询刍荛之言，明王设诽谤之木。今大臣惧人攻己，而欲钳天下之口，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所当论者九。 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今上名之曰总政，己亦居之曰总政。以其身居于宠利之极，耐弹忍辱，必老死于位而后已。古所谓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进退存亡者耶？大臣既无难进易退之节，天下安有顽廉懦立之风！举一世之人心风俗，糜烂于乞祼登垄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数年不胜其操切惨刻，而势焰烁人；后数年不胜其姑息委靡，而贤愚共贯。前之政自居正总，今之政自时行总，而皆不自朝廷总故也。所当论者十。 然君道莫先论相，而取人亦在君身，愿陛下勿以国本为儿戏。昔孔子以九经告君，而先之修身、劝贤。大抵谗夫女谒货利之交，一有惑溺，则内之心志决不清明，外之身体决不强固。矧以艳处之褒姒，而为善谮之骊姬，狐媚既以蛊其心，鹿台又复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贵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其论其论国本曰： 陛下所以迟迟建储者，谓欲效皇祖世宗之为耳。然皇祖中年尝立庄敬为太子，封皇考为裕王，非终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体又迥然不同。皇贵妃宠过皇后。其处心积虑，无一日而不萌夺嫡之心，无一日而不思为援立其子之计。此世宗时所无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压于皇贵妃之下。陛下曰“长幼有序”，皇贵妃曰“贵贱有等”。倘一日遂其夺嫡之心，不审陛下何以处此？此世宗时所无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则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弟既凭母之宠而朝夕近幸，母又觊子之立而日夜树功。此世宗时所无也。传闻陛下先曾失言于皇贵妃，皇贵妃执此为信。及今不断，蛊惑日深，刚断日馁，事体日难。此世宗时所无也。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乎！使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以冀其迟延。有一人言及，则御之曰“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 疏入，留中。时廷臣相继争国本，惟一本言最戆直。帝衔之。无何，杖给事中孟养浩。中旨以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为民。屡荐，卒不用。一本既罢归，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研精《易》学。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预克卒日，赋诗志之，如期而逝。天启初，赠太仆寺少卿。 学术主张: 钱一本之学，得王时槐者居多。他鉴于当时学者喜谈本体，便以工夫为主，谓“一粒谷种，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发育地位，终是死粒。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尽其才，始能见得本体，不可以石火电光，便作家当也”。他认为“仁人心即本体，义人路即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他引用章潢的话说：“‘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体，存其圆虚之神，好静恶动，而于日用间亲疏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纵使恩怨平等，而于亲亲仁民爱物混然无别，谓之为仁可乎？谓为心不放可乎？’可见由义正以居仁，充类至义之尽，即所以为仁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智虽为人所固有，但如不根之于心，便不能生色。如人生侧隐之心，这只是仁之端，不是根。所以人应将“一点真心，扩充以满其量”，如此自可“至诚至圣”。他强调化育工夫，指出，“盈天地间皆化育流行，人试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顽砾；有不育，直是僵块。于此不知，知于何致”？“有性无教，有天无人，如谷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实”。他赞同“存心养性”、“戒慎恐惧”、“存诚”、“克己”等传统的儒家修养方法。他认为，所谓“放其心”，“谓失其仁义之良心也”，关键在于本身有无此仁义之心，如有此心，“即常游于千里之外，正谓之存，不谓之放”，“不然，即常敛于径寸之内，正谓之放，不谓之存”。提出“不知性，无心可尽；不养性，无心可存”，要“有涵养未发工夫，立脚在太极上”。须养得血气和平，“心意才暴戾，便似于乾坤毁伤了一番，便似于父母忤逆了一番，只此便是莫大罪恶了”。人须戒慎恐惧，不可怠惰放肆，“怠惰放肆，心即人欲”，“戒慎恐惧，心即天理”，“十二时中，看自家一念从何处起，即检点不放过，便见功力”。他认为，率性自诚始，修身自明始，“自诚明，人人本体之明，故曰性；自明诚，人人工夫之诚，故曰教”。所谓“克己”，“只是这个身子顿放得下”，但又须“提掇得起”，此谓“由己”。钱氏也赞同“存理遏欲”的观点，但将侧重点放在“存理”上，谓“徒遏欲，非所以存理，长存理，乃所以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