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小家，兴国家，力推中国民主进程 ——记汉川梁氏家族的杰出代表“辛亥梁氏三杰” 梁小青 （汉川梁氏后裔，荆楚理工学院教授） （湖北省社科院 荆门分院 鄂中地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汉川梁氏家族溯源与“三杰”身世 （一）汉川梁氏家族溯源。 按汉川梁氏家族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梁氏历代世系图》所示，汉川梁氏出自山东东平梁涓，历经梁惟忠、梁文度等13代辗转迁移，于第14代子仁（大）、子定（二）、子芳（三）时，由浙江迁至武昌三佛阁。子芳公第二子景哲（二）（老大景常、老三景齐、老四景道）于武昌短暂停留，其子太公（第16代）即迁至现汉川马口，为马口一世祖。现武汉蔡甸区仍保存有子芳墓。子仁公后人则分布于今日蔡甸、孝感等地。 听梁唤平宗兄（江苏扬州）介绍，汉川、蔡甸、孝感梁氏与大悟、九江同源。除大悟仍保留原江西九江堂号“青云堂”外，其它地方皆各立堂号：汉川梁氏七序堂、孝感环南堂，蔡甸连元堂（因先祖梁灏、梁固父子连中宋太宗甲科状元而得名）。经与九江德安县林泉乡清塘村梁德平电话联系，又了解到二个情况：九江德安县、瑞昌市梁氏皆由南昌市进贤县迁徙而来，咸宁通山与江西修水宗谱完全一样。个中情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自马口一世祖始，梁氏繁衍生息至今日，共有九个房头，分称老大房、老二房和老三房的八个房头（中间缺一）。作者即老三房仟公裔后八房（一般称老三房后八房）第十九世孙。因辛亥革命时，汉川梁氏族人积极参与，先遭清王朝围堵、再遭袁世凯剿杀，抄家凡六次，曾经高墙深院，如今断瓦颓垣，骨肉四散飘零。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于1911年逃往保康的梁氏族人，在事隔整整100年后，终于在2011年中秋节时，在保康为修谱事与马口老家人团圆见面。保康梁氏即分属老三房后四房与后八房二个房头。汉川梁氏字派如下。 原派一：世德传家远，诗书遗泽长；承先惟立业，裕后永垂芳。 原派二：安定宏谟烈，动名翰墨香；精忠绳祖武，佑启卜蕃昌。 新 派：继发前人志，荣功耀夏阳；国兴开盛纪，伟绩谱华章。 （二）家族中的太平天国情结。 史学界一致认可的是，孙中山弃可名利兼收之医师职业，而专心革命，与其受太平天国影响及对洪秀全的崇敬分不开。在汉川马口留传的梁氏家族发家史及家族中难以压抑之“排满兴汉”激情，均与太平天国关系非与寻常.当时太平天国在两湖活动，马口的港堤泊着一艘木帆船，有七八个月之久，船主是一位老翁。老翁经常与港堤边开小茶馆的梁老板闲聊，认定梁老板忠实可靠，请为代管一批货物。几天后，将几口箱子抬来，在支付保管费后启航而去。梁老板忠实等待老翁归来，多年后仍无音信。他启开箱子一看，全是黄金白银。后梁氏族人以此为资本，并以“梁兴茂”为招牌，开设榨房，逐渐形成兴茂一条街。此后，梁兴茂既是家族开店经商的招牌，又是马口梁氏大家庭的统称。梁家之富，马口有 “梁兴茂，估不透，金子银子无其数”的顺口溜可作注脚。在一个开茶馆的小老板迅速变成富翁之后，人们才想起当年木帆船泊岸的事情。 梁氏族人为了报答那位不知姓名的老者的恩德，特别建有根本祠，祠正中立了一个“梁氏恩公神主”的牌位。除了清明节、中秋节和年关开祠祭祀，初一、十五，梁氏家族主要成员进祠顶礼膜拜，其它时间一律紧闭祠门。祠内供奉着三位太平军的神像，挂着石达开撰写的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沧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神像下边挂着石达开的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钱财如粪土，肝胆坚如铁。悬崖鞭胡马，弯弓射明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神像两侧挂着梁家兴自撰的一幅对联：“家兴太平日；国举汉人天。”灭满兴汉是太平天国宗旨。梁兴茂专门设有家馆，聘请曾参加太平天国军的杨藻廷先生执教，教育家族子孙排满兴汉，救国救民。 （三）“梁氏三杰”身世。 “三杰”属老二房。其父辈昆仲四人，依序为梁家兴、梁家茂、梁家成、梁家庭。适太平天国起义，老大家兴偕家成、家庭参加太平天国军。洪杨失败后，家成、家庭随石达开西上，杳无信音。家兴解甲返梓后，与家茂一同经商，商号招牌“梁兴茂”，即由兄弟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来。家兴、家茂兄弟共育有七子。大，二，三是梁家兴血脉，四，五，六，七是梁家茂血脉，因家兴、家茂兄弟并未分家，七兄弟就直接排行，外人不知，故有讹传。其中，梁家茂四子依序分别是浩汉，钟汉，耀汉，辉汉。浩汉即梁琴堂，少随父习医，技艺精湛。1897年办“普卫医院”。1912年4月，孙中山来汉致疾，经琴堂药到病除，极为赞赏，亲书“诚仁医院”匾额相赠。1918年，琴堂专程去上海再次为孙中山治病，又得赠“和缓复生”横幅。钟汉，耀汉，辉汉即本文主人公——“梁氏三杰”。 由家谱看，族人皆以字派取名，三杰属“远”字派，是我的曾祖父辈。但其名字中均没有“远”字，而以“汉”字入名，可见太平天国宗旨对家族中人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同梁钟汉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我参加革命的经过》中所说“从杨先生的教诲中，……我们兄弟的排满思想，充溢脑海。”正因为有此强烈且执着之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的风云际会中，三兄弟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发动汉川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源于三兄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与影响，史称辛亥“梁氏三杰”，亦有称“辛亥三汉”。 二、“辛亥梁氏三杰”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辛亥革命为什么武昌首义成功。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辛亥革命为什么武昌首义成功，而不在其它省份？须知，其它省份皆由孙中山精心策划，而武昌不过由意外中的一声枪响引起！武昌起义前，革命力量共有11次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惠州起义（1900年10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安庆起义（1907年7月），七女湖起义（1907年 9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防城起义（1907年9月），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3月），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 4月），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黄花岗起义（1911年 4月）。在这些起义中，要么孙中山坐镇中军，要么黄兴亲临指挥，要么起义前精心策划，但是，这些起义不仅无果且造成革命力量较大损失。唯有武昌起义，孙、黄皆不在，起义行动也由一次意外而起，但一声枪响后却呈燎原之势，满清王朝的几百年统治亦由此枪声而分崩离析。 依笔者看，三个原因不能忽视：一是湖北有相对浓厚的革命氛围与比较雄厚的群众基础；二是武昌首义后不到24小时即有汉川起义响应，使革命有“响”有“应”；三是湖北编练新军较早，各省也多在湖北调用军事干部。在这三个原因中，“三杰”特别是梁耀汉功不可没，尤其在前二个原因中，钟汉、耀汉所立之历史奇功不可抹杀。 （二）埋没的英雄。 然，其功绩与地位却不为后人所知。即便是我这个第四代孙，也是今年清明方知此家族历史。以“三杰”为代表的汉川梁氏家族“甘把热血写春秋”的英雄壮举，及其为革命所付之巨大代价为当时国人所知。在“三杰”率领下，梁氏族人无论男女老幼，均全力投入，不仅巨富无存，且牺牲甚巨，仅查阅到的正式文献记载，亡者十余人。1922年，梁钟汉落入陈炯明判军之手，连乱军军长洪兆麟亦不忍加害，到头来却被自己人遗忘。其时，洪怒见梁曰：“兄来此，用意姑且不论，惟念兄全家效忠于国，骨肉凋残，房屋焚毁，今实不忍加害，但不宜停留此地，今派人送兄赴沪。” 究其原因，梁氏兄弟矢志革命，既散尽家财，又弃厚禄高官，故见于史籍者甚少。加之梁耀汉较早过世，1912年3月殉难夔门，在《成都市志》有关四川军事巡警厅的记述中，也仅载梁耀汉后继者杨维。梁钟汉则因1927年帮助共产党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及一切实职，又没有加入共产党，逐渐淡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三）还原历史，子孙有责。 令“三杰”后人欣慰的是，以梁氏三兄弟的辛亥历程为主线的历史著作《辛亥“三汉”》即将出版，该书属大型丛书《辛亥革命全景录》（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之人物传记类图书。《辛亥“三汉”》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叙了在巨大的辛亥变革中湖北发生的系列事件，凸现了湖北在辛亥历史中的“首义”地位和湖北人的“首义精神”。 欣闻唤平宗兄正在组稿出版《永敬堂集》。作为“三杰”曾孙，我把我知道的“梁氏三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主要革命活动作一个概要说明，既缅怀先辈，还原真实历史，彰显他们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又作文明志，更加自觉地表现学者良心与政协委员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三杰”后人。 三、梁钟汉：汉川起义主要领导人，创辛亥革命史三个“第一”，无役不从 （一）20岁在蕲春开办煤矿、密谋革命，后投笔从戎。 1897年，20岁的梁钟汉和15岁的梁耀汉兄弟分工：钟汉在家以办煤矿为掩护，联络本县志士；耀汉外出联络志士。梁钟汉即与县城富户邹幼云等筹集巨款，在蕲春县韦沱口睡虎山开采煤矿，多方联络同志，并在矿工中传播反清思想。1900年，人多称义和团为“拳匪”，梁钟汉即写信汉口《中西报》馆予以反驳。1904年，日俄以中国领土作战场，清廷不敢干预。钟汉、耀汉二兄弟即决定投笔从戎，拟在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梁钟汉入新军第四十一标左队当士兵。 （二）偕梁辉汉留学日本，因黄兴结识孙中山。 1905年，梁钟汉协助梁耀汉成立群学社、开办明新公学后，退出军队偕梁辉汉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常与黄兴来往。1906年7月，二人到头山满家见孙中山。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填誓愿书后，举手对天盟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誓毕，孙先生同梁钟汉握手道贺。后由黄兴教秘密接洽的礼节,先行握手礼，用右手四指和对方右手四指勾紧，重扯三把，犹恐有误，还有三句问答，然后再谈心事。相传礼节由兴中会传下，同盟会袭用。 （三）“丙午党狱”后、辛亥革命前，狱中的梁钟汉仍然发挥着潜在组织者作用。 1906年底，湖南萍、醴煤矿矿工举义。考虑到梁耀汉巨大影响，孙中山专门委派梁钟汉等回国响应。因人告密，梁钟汉等九人被捕，湖北革命主要领导人几被打尽，此即震惊中外之“丙午党狱”。 群学社、明新公学被查封，日知会无形停顿，湖北革命几乎停止。 梁钟汉虽在狱中，但其影响力并未稍减，继续发挥着潜在组织者的作用。1909年夏之前，梁钟汉在武昌候审所羁押期间，仍有很多党人，如覃秉钧、彭临九、赵鹏飞、任重远等，常来狱中商讨革命方略。鉴于“党案”告密者是留日学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遂对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不信任。经两个月秘密联络，并到狱中征得梁钟汉同意，1908年7月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实际会务由任重远主持。军队同盟会成员分布于湖北新军各标营，它的成立，使消沉一年的革命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后任重远因梁耀汉一再函催而火速赴川，军队同盟会后来演变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而演变为文学社。 不久，有党人彭汉遗由日本回国，密来狱中，告之梁钟汉诸情，并称共进会誓书上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并希望梁钟汉介绍几位社会团体中的革命人士与他接洽。梁钟汉认为与其联络革命性的社会团体，不如就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并说：“‘平均地权’具有深刻意义，‘平均人权’未免肤浅。”彭似乎误解其意，以为梁钟汉冷淡，就改与孙武接洽。孙武组织共进会，是否由此而来，不得而知。 （四）汉川县狱几成学堂，传播革命思想，酝酿汉川起义。 1909年夏，被判三年徒刑的梁钟汉转押回汉川县狱。知县将县狱中一栋三间房的偏屋收拾给他，并允许他自由会客，于是，许多有志学生，如岑伟生、张卿云、晏勋甫、袁筱三等纷至沓来。每逢星期日，县狱几成学生俱乐部，看守们既不干涉，也不过问，且倒茶送水。此时学生一般爱看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梁钟汉担心青年思想囿于君主立宪之说，于是将海外秘密运来的《民报》，分别散发，灌输以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梁钟汉启发下，不少有志青年开始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后不少成为辛亥革命骨干分子。 1911年，武汉革命阵营经过分化重组，最终演变为两个分头并进的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但双方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信任，双方虽早在5月底就开始踌躇不决的会谈，但革命的领导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于是，6月底，梁钟汉特派岑伟生到武昌狱中见胡瑛，再由胡瑛书密函交岑，面呈上海宋教仁。但宋等搁置了湖北要求，只由陈其美提供少数炸弹炸药。岑带回后即转交武昌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张荫兰（梁钟汉妻），后转交梁辉汉保存。 武汉诸同志原定10月6日起义。但10月6日并无动静。胡瑛又写密信与宋教仁，说义举须另约期。得闻此事，梁钟汉认为胡估计错误，即派梁辉汉到武昌狱中见胡瑛，到汉阳狱中见李亚东，劝他们无须悲观。至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戏剧性事件，一声枪响而势不可挡。 （五）领导汉川起义，创辛亥革命史三个“第一”，主动迎击清军，为省城争取20多天宝贵时间。 武昌首义后不到24小时，汉川起义爆发。汉川起义是中华大地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次大起义，梁钟汉是高举十八星旗回应武昌首义的第一人，汉川军政分府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军政分府。汉川起义后，始有10月12日的京山刘英起义、10月28日的光化县老河口起义等。汉川军政分府无论人力与财力，梁氏家族均大力承担。据贺觉非、冯天瑜所著之《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P340——341）所载，梁氏族人在军政分府所任职务分别是：梁钟汉任总司令，黄警亚（梁钟汉妹夫）任参谋长，梁辉汉、张荫兰（梁钟汉妻）为参谋，梁诗经为军需，梁远达为稽查主任，梁远道、梁远德、梁诗智、梁诗慧、梁诗敏分任稽查。书中所载其它人物，与梁氏家族非沾亲、即带故。“军政分府一切开支，除地方原有收入以外，多由以梁家为首的富户垫支，老百姓摊派不多。”时汉口军政分府设第一支队司令部，汉川设第二支队司令部，梁钟汉任二支队司令。汉川军政分府所建之武装，使湖北军政府如虎添翼。为后来武昌、汉阳保卫战起到了外围支撑作用，对防止清廷的即行复辟作用很大。 1911年10月下旬，清军巡防营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之众，从襄阳开抵仙桃镇，准备进攻武汉。刘韫玉在仙桃扬言，“踏平汉川，直捣武昌。”梁钟汉挑选敢死队员事先潜入仙桃，于10月23日在巾帼英雄张荫兰带领下开始进攻，大败清军。清军败逃途中又遭到京山刘英军堵击。刘韫玉逃回襄阳。此事京山政协所编《风华京山》亦有载。之后梁钟汉布防新沟，使冯国璋部停留于应城，不敢贸然进军。是役为汉阳义军争取了20多天时间得以从容布置，而不致如流星闪过。若非梁、刘率众抵御，则刘韫玉从襄河而下，冯国璋从孝感、应城而至，汉阳早受危险，历史当如何演绎实不得而知。贺觉非、冯天瑜合着之《辛亥武昌首义史》有评价：“梁钟汉、刘英……陈兵汉水，阻止刘韫玉军东下，有助于汉水流域的光复”。 （六）应季雨霖之请组建招讨使行署，以行军总参赞身份筹划北伐，其间化解“教案”冲突。 11月4日，湖北军政府正式委任梁钟汉为襄河游击总司令，扼守襄河各要隘。11月12日，刘英会晤梁钟汉、王守愚。梁告之：“前日季雨霖来，谓黎都督拟委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我已答应，愿作后盾。若我们能同予协助，不惟襄河一带治安，可以维持，兼可成为一枝劲旅，凭借荆襄，号召全国，武汉之声势，当可一振。纵或清廷困兽犹斗，亦可出奇兵袭取南阳和武圣关，进窥中原。”刘极赞成。11月15日，季雨霖派员专函，请梁钟汉率部到仙桃镇帮助组织行署。 12月4日，梁钟汉赶赴沙洋，为民政处长，张难先为财政处长，刘英为军政处长。张未就，另以汪继舟继之。季之兵力多源于汉川梁钟汉、梁辉汉兄弟和京山刘英、刘铁兄弟的地方民军。在两部鼎助下，季部声势日益浩荡。 1912年1月，襄阳光复，梁钟汉兼任襄阳府知事。斯时原襄阳各县官吏，皆乔装逃走，土匪蔓延，民不聊生。梁钟汉以治安为第一要务，派队痛剿，不料意大利传教士认为剿匪伤有教民多人，以蹂躏公法、仇教等名目，电禀湖北都督府，提出严重交涉，都督府令季使查究，经梁钟汉严词辩驳，该神父亦知教民行为不轨，罪有应得，理屈词穷，自愿了息。在那个洋人即为“太上皇”的年代，靠严词辨驳化解矛盾于萌芽阶段的事例，可谓凤毛麟角，实属难得。 襄樊、随州、枣阳既定，军威树立，季雨霖困惑于“是进，抑是守”。梁钟汉力劝：“清廷未倒，荆棘尚多，是进取之日，非保守之时；征之历史，无不兴于忧患，败于安乐，今宜借进取以鼓励士气。”季雨霖深以为然，于1912年1月23日下令北伐，分兵三路，约定会师南阳，并委梁钟汉为行军总参赞，兼任民政处长，筹划军饷事宜。三路大军一路奏捷，正拟挺进河南中部，洗马洛水，忽接电告，清廷已允退位，南北和议告成，乃班师回襄阳。反清王朝战争结束，省城革命队伍旋有内讧：文学社、共进会围绕权力分配和对待黎元洪的态度等问题互相倾轧，竟至兵戎相见。经梁钟汉、季雨霖、刘英等多方疏通，内讧告息。梁钟汉与刘英被聘为元帅府顾问，季部整编为第八师，季为师长。 当其时，孙武与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为组建湖北分社，孙武邀请梁钟汉到平湖门乙栈赴宴。孙武等簇拥梁钟汉上楼且高呼：“大家公举梁五哥为社长！”遭拒。孙武再三以黎元洪也参加民社来勉力相邀，未果。为此，梁钟汉在省议会当面弹劾黎元洪，故为黎忌恨。此后直到1927年北伐胜利前的中国历次军政活动中，梁钟汉均为中流砥柱。 （七）“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于1913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梁钟汉极尽调停孙、黄两派之能事。 “二次革命”中，梁钟汉与季雨霖、熊秉坤、刘英等分别藏在法租界和日本租界，暗中联系同志，进行讨袁活动。后因段祺瑞率兵南下，黎元洪照会法、日领事馆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失败后东渡日本。“二次革命”后，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因誓词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字样，且填写誓词时须捺指印，党人间发生争执，并隐隐有孙、黄两派之分。接近黄兴者，另组欧事研究会。梁钟汉认为革命党人分离门户实属不祥，便极尽调停奔走之力，并首先加入中华革命党，以为同志倡。孙中山让田桐组织机关处，取名曰“大田寓”，替孙办理来往书牍。梁钟汉劝田酮：要大家协力同心，田桐极以为然。大田寓组织未久，由居正又组民国社，成立中华革命党本部，陈其美任军务部长。 （八）护法运动时，任鄂靖国军梯团长兼联军前敌总指挥，梁门一族牺牲甚巨，后襄助孙中山党务。 1913年，梁钟汉以中华革命党湖北西路军总司令身份从日本回鄂讨袁，在上海被捕，坐牢凡3年。1916年袁死，经孙中山营救，方出狱。此时，梁钟汉穷居上海，黎为笼络南方革命党人，许以800银元高聘他为总统府咨议、湖北省政府高级顾问，梁坚辞不受。并于1917年到广州，出任孙中山的“清水衙门”——护法元帅府咨议。湖北荆襄自主时，梁钟汉回鄂，设机关于汉口日租界富贵旅馆。梁钟汉妹夫黄警亚及其堂弟远东、远荣等均积极参与，到汉川挖取家藏枪支两百余支，并在家中赶造炸弹两百余枚。梁琴堂、梁钟汉妻张荫兰、梁辉汉妻胡氏、梁耀汉妻周氏均参与其事。起事过程中，梁书达惨死。 梁钟汉后任鄂靖国军梯团长兼联军前敌总指挥，负责攻取宜昌。此役梁门牺牲甚巨：梁云裳（梁钟汉侄）任第二营营长，阵亡于宜昌；梁金祥（梁钟汉堂侄）任卫队连长，阵亡于秭归，梁云山（梁钟汉侄儿）任连长，打瞎一只眼睛。马口“梁兴茂”所有老宅亦被悉数付之一炬，梁耀汉妻周氏自缢而亡。家人骨肉，无地容身，只好四处流散。 1921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公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国民党在广州西堤广西会馆内设办事处，张继为处长，梁钟汉为干事兼负总务部分责任，后复加委为军事委员。此时，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所有文稿，多由梁钟汉经手刊印。 （九）陈炯明叛变时，奉命组织讨逆军于黄埔；北伐攻打武昌时，任攻城别动队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 1922年孙中山率军北伐，梁钟汉为大本营咨议。陈炯明广州叛变，梁钟汉与韩恢奉命组织讨逆军于黄埔。后赴香港晤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因逆军军长洪兆麟与梁钟汉有金兰之谊，私交颇笃，梁又返广州与洪接洽，即身处绝地。幸洪感念梁氏族人在革命中的巨大牺牲，而脱离虎口。 1923年，滇、桂军联合驱走陈炯明，欢迎孙先生由沪返粤，仍以总统名义主持国事。我与孙先生左右筹划北伐。 1925年，国共合作北伐，梁钟汉与詹大悲、刘伯垂、田桐等回鄂，筹划军事，回应北伐军会师武汉。 1926年秋，北伐军直逼武昌，敌军将领陈嘉谟、刘玉春闭城据守。梁钟汉即在汉口极力策动敌军内变。9月20日，敌军师长宋大霈派人来说，有意投降北伐军。梁钟汉、董必武、刘伯垂商定：梁钟汉为攻城别动队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宋大霈所部由梁总指挥调遣，并于张美之巷汉皋旅馆组织总指挥部。里应外合，生擒武汉守将刘玉春，迫使吴佩孚远遁。北伐胜利后，因极力帮助共产党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和罢免一切实职，并险落虎口。 （十）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力拒日本人之邀，避难四川万县。 1938年初，武汉会战前夕，有日人夤夜来访，请他在日军攻占武汉之后，出面维持秩序。纠缠至第三天晚，五爹义正词严地下了逐客令：“的确，我反对国民党，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因为国民党背弃孙中山，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清共而不抗日，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是中国人，当举双手拥护。不错，这些年我穷困潦倒，日食维艰，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民族气节而食周栗，绝非我梁老五所为！”说罢，即端茶送客。为免纠缠，梁钟汉决计避难万县。 万县是湖北入川的门户，汉阳帮、沔阳帮、黄孝帮的商人往往集中在这里开店设号、经商贸易。梁钟汉在湖北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湖北同乡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常常请梁钟汉出席。由于往来故旧、乡党频繁，梁钟汉洞悉国民党腐败甚多，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于是鼓励梁高树（梁钟汉长房长孙）将社会丑恶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救救社会，救救学生。1941年，梁高树因在恩施《新湖北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一个女演员的故事》抨击时弊，于1942年初被捕，押送至恩施方家坝集中营囚禁，历时1年有余。梁钟汉在听到狱中共产党员何功伟、刘惠馨等的铮铮铁骨时说：“我平生坐过土牢，也坐过洋牢；坐过省牢，也坐过县牢。坐牢可以识人物，长正气，你这次坐牢认得了共产党，值！” （十一）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极力帮助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梁钟汉从万县回到汉川马口镇。其时，老家“ 梁兴茂” 早成一片焦土。梁钟汉出面把烧焦了的大片宅地和附近的学田、水塘统统卖掉，除资助各“房头”度过难关外，其余全部充作中共鄂豫军区三分区城工部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队”）的活动经费。梁高树（梁钟汉长房长孙）为民先队队委，梁绍栋（梁钟汉之子，时任湖北省邮政管理局财务帮办，1982年任武汉文史馆馆长）、梁诗遒（梁辉汉遗孤，时在汉口警察局外事处工作）等为队员。梁钟汉则悉心指导民先队工作，先帮助民先队把活动据点选定在胜利街329号，后转移至梁绍栋公馆（时在长春街邮局二楼），后来干脆迁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的公馆（长春街1号）。梁绍栋以独特身份为解放军渡江战役“偷”出长江全线水道的水文资料和标有国民党驻军、番号、兵力的全省军邮地图，连夜送往孝感滑石冲三分区城工部。已参加新四军的严翠安（梁钟汉外孙）到汉口，希望在马口与汉口间开辟一条秘密邮路，以联通中共江汉军区和驻汉城工部。梁绍栋即安排梁尊五担任马口镇邮局局长，使共产党的邮件能够通过国民党的邮局而畅通无阻。梁钟汉还鼓励女婿尹超群参加中共武汉市委“新教协”的工作，并长期掩护共产党员林其农策反倒蒋。 武汉解放前，力推汉口市和平解放。凭着辛亥老前辈、乡前辈的身份，泰然自若地走进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备司令黄革军和湖北省企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良琛家里，游说这三位国民党高官。晏、黄、吴都是听着辛亥汉川起义故事长大的一代汉川人，也是当年梁钟汉因“丙午党狱”押解县牢时，纷纷到牢中“谨受教” 的有志青年。汉口市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无疑有梁钟汉一份功劳。 建国后，任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安谧地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0年。1958年， 他将自己撰写的《我参加革命的经过》一书留存于世，并嘱后人“不必藏于密室，应宣教于后人，切记，切记！”1959年初，梁钟汉在汉口无疾而终，享年81岁。